进士热

进士热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建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2年)始置进士科，此乃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它是为加强皇权，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而创建的。其目的在于选拔地主阶级中的所谓“精干人才”，轻“门第”，重“才学”，即“任人唯贤”。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变革。到唐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有秀才、明经、明法、明算、进士等科。自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一则因进士科注重诗赋，较秀才、明经等科为难;二则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吏大都从进士中选拔。所以，进士及第便被视为“登龙门”，从此身份百倍，声名鹊起，荣乐无比，因而对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诱惑力。诗人白居易二十七岁一举登第后，便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般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一心一意地考进士。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进士科成为封建士大夫的主要入仕途径。它对抑制和打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削弱前朝以来的地方割据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科举制的实施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士族势力便攻击科举选士使应试之人“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胜于当代”，希图侥幸，积弊成俗。借此维护士族的特权。科举制自身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它使无数士人尽力于诗赋之艺，却不研究治国安民之道。主试之人，务考应试者诗文之巧丽，却不问其有无治世之才干。士人又“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遇到实际问题，只好请胥吏代办。又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所以由进士出身的官吏，很少有称职者。寒门庶族的人取得高官厚禄以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互相推敬、造请权要，激扬声价、匿名造榜，携藏入试，私荐、场外议定及先定及第人等弊端由此而生。校书郎王冷曾上宰相书，谓当时之进士及第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实在非常深刻。由于重视科举，唐代的官学教育变得愈来愈废驰。它还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和方法产生影响，使学校只培养一些记诵经典章句，善于辞章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对士子的学风也有很坏影响，在社会上广泛养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利思想。功名利禄成为士子追求的主要目标。因而，科举制及进士热的流弊，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