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王气黯然收
孙皓是东吴政权最末一个君主。景帝孙休死时本欲立子湾为帝,由于丞相濮阳兴等误听人言,认为孙皓才识明断,奉遵法度,而得以拥立。孙皓即位以后,“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评曰”),濮阳兴等大臣首遭杀害。他还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以示君主淫威,朝中大臣,孙氏宗族人人惴恐,个个朝不谋夕,“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不可胜数”。(同上)
孙皓穷奢极欲,生活腐朽。他迁都武昌,扬州人民要溯流输送大量贡物,负担很重,困苦不堪。迁回建业后,他又大造新宫——昭明宫(亦称显明宫),郡守以下的官吏要到山里监督老百姓砍伐木材。他还大开苑囿,修建土山楼观,耗资亿万钱。他还命令士兵从事杂役,甚至征发江边的戍卒为他驱捕麋鹿,以供享乐。孙皓的爱妾使人到市场上去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依恃自己是孙皓的宠臣,要以法制裁。孙皓得知后,以别的罪名,用烧红了的铁锯,将陈声的脑袋锯掉。
孙皓的残暴统治,造成“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人民无法忍受奴役和搜刮,纷纷起来反抗。甘露二年(266)十月,永安山民施但等聚众数人起义,劫孙皓庶弟孙谦,捣毁子孙皓父孙和的陵寝,抵建业时已发展至万余人。孙皓的暴政,也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有的甚至投降北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使东吴的统治动摇了,为西晋统一南方准备了条件。
吴甘露元年(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称帝改国号为晋,之后更加紧部署灭吴的军事行动,在益州大造舰船,所造的战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晋书·王濬传》),可是孙皓和他的宠臣们却认为“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建平(湖北秭归)太守吴彦呈书孙皓请求增兵,指出:“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同上)。孙皓对此置之不理。吴颜于是在江中险要之处,以铁锁沉江为防备。“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晋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司马炎发兵二十余万,进攻建业。咸宁六年(280)三月,王濬舟师“兵不血刃,……顺流鼓棹,经造三山”(今南京市西南),守将张象,“望旗而降”,王濬入石头城,骄横一世的孙皓不得不“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而缚,衔璧牵羊,……率太子瑾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同上)请降。王濬“躬解其缚,受璧焚櫬,送于京师。”正象唐代诗人杜牧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写的那样: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至此,九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三国归于统一。
孙皓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作为褒奖。次年便死在洛阳。
后来,晋武帝司马炎问东吴旧臣薛莹:“孙皓灭亡的原因在哪里?”薛莹回答说:孙皓君临东吴,“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所以危亡。”(《三国志·吴书·薛莹传》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薛莹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言事不多,却道出了孙皓亡国亡身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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