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插手企业的祸害
19世纪70年代起,清朝洋务派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办了一批洋务企业,由商人凑集资本,清廷派官绅经营管理,官绅独揽大权,商股唯命是听。企业的用人权,红利的分配权,全由官方主宰,商股无权过问。这些官绅蚁聚一起,你争我夺,蚕食鲸吞,恣意挪用,少则几千、几万,多的有近几十万的。官绅私囊日充,企业公款则日益亏蚀。官绅的所作所为,已使得私人资本“望影惊心,谈虎色变”,视官督商办企业为祸害。当时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股”代表龚寿图,就是这类官绅的一个典型。
龚寿图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就以专管“官股”的身份掌握了企业的大权。1887年以前,他挪用织布局公款8千3百余两,用来收买一些企业的股票,进行投机,从中渔利。188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停歇五年之后,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俩主持局务。他们一上台,立即在整理股本的名义下,规定旧股一律打七折。这就是说,旧股每股为一百两纹银,现在只值70两白银。龚寿图还规定,旧股每股要补交30两,才能换成新股一股(每股一百两)。补交时间限定三个月,过期不交,则旧股三股并作一股,即使旧股贬值三分之二。当时如期补交的约有1千6百股,计4万8千两。还有1千3百余股没有如期补交,旧股持有者每股一百两就只值30余两,共被侵吞达9万多两。龚寿图如此渔肉商股,引起了商股持有者的极大愤慨。1888年7月13日,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在股含冤同人公告》,和盘揭露了这个“官督商办”企业的黑幕,要求龚寿图之流“反躬自省,勿以人尽可欺”。但这不过是“公告”而已,当时软弱的私人资本是敌不过这伙“官绅”的。
“官绅”们渔肉商股是内行,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则一窍不通。《纺织洋布说》一文也不得不说:“查前设织局创办之员,于纺织之事既未能洞悉其纤,悉以尽知其利弊,机器之新旧更所未晓,一听洋匠指挥,……”而那些“洋匠”呢?他们并不是真心要帮助中国发展机器生产。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美国人丹科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丹科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工程师。1883年以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处境十分困难,织布局同人要求缓运向美国订购的织机200百张。丹科得悉后,却一面催促美国急速把机器运沪,一面要上海机器织布局承担“损失”,甚至威胁说:“若再迟延”,“致涉讼端”。在设计中,他又把容易发生火灾的清花间和纺纱、织布间等“并设一处”,“上用牛毛毡盖屋”。结果,清花间于1893年起火,上海机器织布局全部焚毁。
官督商办体制及官绅插手企业造成的恶果已成历史陈迹,但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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