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适当的距离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讲到：人们有这样的审美经验：一行杨柳在河的对岸，从此岸看去，觉得它们很美，但到了彼岸，却不觉得怎么样了。
这一日常生活经验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简单一点说就是创作上的“距离感”问题。河畔杨柳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它们隔着一条河，与观察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同样，作家在深入生活时往往是全身心地投入;而进入创作过程，又应该与生活取一点距离，所谓源于生活又离于生活。这样，作品才给人以美感、启迪。否则就成了单纯的摹写而非创造。文学对生活进行变形，没有距离是变不出来的，但这一距离的选取却要适度。太近了固然不行，太远了也不会有美感。
李金发和戴望舒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主义大家。但比较起来，戴望舒的象征更易被人欣赏、被人接受。其作品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李金发的作品读起来则费力、累人。除掉一些其他因素，两位诗人所取的生活情趣与象征之间的距离的不同应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不易为读者认同，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诗歌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取得过大。
如今的一些“新潮小说”、“新潮诗”之所以读不懂，原因往往是艺术的变形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取得太大太远。卡夫卡一类的变形，诗中的诸如“客观效应”的寻求，未必不可采用，但有些小说和诗之所以不知所云，恐怕是因为作者在“远取譬”时走得太远了，甚至“拿来”时患上了“食洋不化”的毛病。
近年来诗歌出现低谷，原因很多。“距离”的选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学创作中，怎样在作品和生活之间选取一个适当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文学家、理论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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