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急就章”

抗战“急就章”

抗日战争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面前，文学如何以其独特的参与方式，表现对战争、对命运的思考，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否成熟的重要参照。

反观抗战期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会看到它经过了一个从稚嫩到老练的成熟过程。在抗战文学身上，充分体现了新文学的长处与缺点。抗战初期，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舞下，大批作家怀着神圣的民族自觉意识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直接以自己的创作服务于抗战。

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是抗战初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是与瞬息万变的斗争形势相联系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朗诵诗、街头诗等众多文学样式，以其短小精悍，富于时效性和鼓动性，成为作家们普遍采取的形式。在戏剧方面，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最为广泛，演出十分普遍的一个剧目，《三江好》、《最后一计》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剧目。这些短剧大都以正面表现抗战为题材，揭露敌人的残暴和倾诉人民的离乱之苦。

报告文学也在抗战中兴起并达到高潮。这种文学形式具有较强的直观性、时效性，能够将当时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过形象的手段迅速反映出来，适合了广大人民的需要。朗诵诗也是在抗战中得到巨大发展的诗歌形式。它以饱满的激情控诉战争的罪恶，抒发了民族的信心，具有极大感染力。

上述这些文学样式都简短而朴素、通俗、题材集中、形式多样，与现实紧密相连。但就作品本身来说，却粗糙不堪，往往热情有余，深刻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观念有关。作家们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急于以自己的良心表达对民族的关切，而不充分考虑文学参与现实的独特规律，以一种传统的济世观，代替了文学的自觉。可以说，文学成为作家观念的传声筒。同时，抗战前期关于文学责任的历史实践，以及“为人生”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化，都使作家不注重文学自身。作家对现实生活体察不深，往往从表面现象入手，表达情绪化的认识，而对现实的深刻缺乏透析，这就造成文学作品浅显直露、公式化泛滥。从文学发展历史来看，抗战前多次出现的公式化倾向，也与抗战初期有内在联系。这向我们昭示，文学究竟怎样与社会求得沟通而不丧失其自身的独立性，是任何文学工作者都应极其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