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
《关雎》是《诗经》的开卷第一篇，也是所谓的“四始”之一(《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周颂之始)，因而受到了历代经师们的重视。自汉代《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的阐释流传后，本诗即被儒家诗说罩上了浓重的灵光圣彩，成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进行封建伦理教育的典范诗章。其实，撇开儒家经师的迂腐曲说，诗歌的本旨即可准确理解： “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清·崔述《读风偶识》)
诗歌抒发的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思恋之情。着重刻划了“君子”思念、追求“淑女”的生动形态和心理过程：相思的折磨、求之不得的焦灼和梦中成婚的欢乐。诗人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丽姑娘是小伙儿的好对象，来总领全诗;然后用“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生动细节，展现男子梦萦魂牵的思恋深情;结尾则借助幻境，写男子在梦幻中，弹琴奏瑟、敲钟打鼓与所爱之人亲近、成婚。并由此抒发了诗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给全诗添画了一层温暖明亮的色彩。因此，发表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述，可说是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了此诗情绪抒发的特点。
前人曾经把《诗经》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而其中“兴”的运用则更为普遍。本诗即是以“兴”作为主要的写作手法。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朱熹《诗集传》)本诗的开端，就是先描述了河边成对雎鸠和鸣的自然风光，来作为起兴的。 “雎鸠”，是一种喜在江渚边食鱼的水鸟，据传雌雄情意专一。 “关关”，即其雌雄相对的鸣叫声。听着雎鸠鸟的觅偶呼鸣，诗人触景生情，生发出了强烈的求爱、结婚的感情要求。第二、三章中起兴的事物变了。“荇(xing)菜”，多年生水草。 “流”，顺着流水去择取。 “芼(mao)”，拔取。此处用顺着流水去择取河中荇菜象征开始时淑女的难求，用荇菜的得而采之寄寓淑女的求得而友之乐之。由此可见，成功的起兴，它的比衬象征作用，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深远的思绪，从而使得诗歌的抒情含蓄委婉、意蕴无穷。
《诗经》305篇原本都是合乐可以歌唱的。为增强诗歌音律的宛转铿锵和描述的生动，国风中的民歌在语言文字上，大量地使用了双声叠韵连绵词。本诗的这个特点也很突出。如用叠韵词“窈窕”来修饰姑娘的美丽，用双声词“辗转”来描写小伙难以入睡的动态，用双声词“参差”来摹绘水中荇菜的长短不齐，都声情并茂地达到了逼真传神的艺术境界。
《关雎》的精神感化力量也是巨大的。不少礼教重压下青年士女的春心，曾被它的真挚描叙所启引。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写的杜丽娘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句激动而“游园惊梦”的情节，即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典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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