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十四年的“读经”》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十四年的“读经”》原文与赏析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 (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 (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 “谬以千里” 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侯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侯，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 “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 (Wanderzelle) 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 (EliasMetschnikov) 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 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 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析】 鲁迅一生，曾三次参加批判尊孔读经的大战役。《狂人日记》、《十四年的“读经”》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他在这些战役中的代表作。

《十四年的“读经”》针对的是1925年的文化思想逆流。鲁迅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来剖析问题。

首先，作者把主张读经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倡者，即阔人、“聪明人”。他们似乎正而八经地提倡尊孔读经，但本意却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另一类则是“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胡涂透顶的笨牛”，是阔人的盲从者。他们虽然嚷嚷什么“读经”，只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定见。这嚷嚷就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鲁迅通过对这两类人的心态、境遇等的比较，把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使“聪明人”成为少数中的少数，从而帮助人们认准目标，集中注意力。

其次，鲁迅指出，当时的抗议者没能击中要害;而只有认识上的 “准”，才能达到打击的 “狠”。

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思想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尊孔读经已成为时代的滚滚洪流。但是，人们的认识参差不齐。不少人只是就事论事，例如说“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类批判就越来越显得迂阔了。这因为提倡者明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提倡读经，并非他们的本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罢了!

鲁迅曾说： 写论辩文，不要“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而要抓牢问题的核心，“正对 ‘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①。章士钊等人的主张，其要害就是既迎合了高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满足自己 “目下的实利”。文章指出，他们之所以 “阔”，就因为善于献媚、弄权，而这些手段，乃是从《论语》上“瞰亡往拜”等学来的。鲁迅一贯注意透过某些人“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种种表现，洞察 他们阴面的隐藏极深的用心和五花八门的战法”②，并且说自己的这一认识，“也是从 ‘读经’ 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他如同 《野草·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不相信敌人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的誓言，那怕他们用护心镜作证。战士成竹在胸地举起投枪，“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十四年的“读经”》的回马枪刺得十分准而狠!反映出作为思想家、战略家的鲁迅的战斗风采!

最后，把对“读经”问题的批判，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谈及众多的愚民挖雷峰塔的砖，从而导至了塔的倾倒。别有用心的提倡读经的人远及不明事理的愚民可恶，他们在戕害着中国的生机。因此，鲁迅反对强盗式和奴才式的破坏，主张为改革而扫除旧物。他说对统治者提倡读经，不必学究式地和他们“评道理，谈利害”，而应该采用激烈的手段，像对待大嚼细胞一样，服用酸性剂甚至强酸剂③。鲁迅曾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④。这火与剑，就是使国家、民族得救的强酸剂。在1923年，鲁迅认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⑤。写《十四年的“读经”》时，他已经否定了和平手段，思想认识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该文末段提及卢布说，对那些诬蔑革命者收受卢布的谬论掷以投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随时注意给敌人以杀伤。文章的笔锋尖锐、泼辣，同时洞幽烛隐，把对手隐藏很深的用心揭露无遗并加以无情的抨击——这每每被人贬之为刻毒!其实，这正是战斗作者的远见卓识和铮铮铁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