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李霁野》原文与赏析

鲁迅书信《致李霁野》原文与赏析

霁野兄：

十四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走了十五天。《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黑假面人》 的也一同托了他。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为《莽原》，我本月中又寄了三篇稿子，想已收到。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稿子既然这样少，长虹又在捣乱(见上海出版的《狂飙》)，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刊，未名社就专印书籍。一点广告，大约《语丝》还不至于拒绝罢。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之一了。至于期刊，则我以为有两法，一，从明年一月起，多约些做的人，改名另出，以免什么历史关系的牵扯，倘做的人少，就改为月刊，但稿须精选，至于名目，我想，“未名”就可以。二，索性暂时不出，待大家有兴致做的时候再说。( 《君山》单行本也可以印了。)

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别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上海信的往来也需两星期，书是无论新旧，无处可买。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小约翰》还未动手整理，今年总没工夫了，但陶元庆来信，却云已准备给我画封面。

总之，薪水与创作，是势不两立的。要创作，还是要薪水呢? 我现在一时还决不定。

此信不要发表。

迅 上

十，二九，夜

《坟》的序言，将来当做一点寄上。

(此信的下面，自己拆过了重封的。)

【析】 李霁野是未名社成员之一，他翻译过俄国剧作家安特列夫的剧作《往星中》，曾将译稿向鲁迅先生请教，二人交往从此开始。

鲁迅对于文学青年总是热忱帮助和关怀的。他一向注重扶持青年，是希望他们能够改革旧社会。鉴于当时某些书局不愿出版诗歌和戏剧、译作，而初涉文坛的青年更是投稿无门，鲁迅发起和支持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成立了新的文学团体——未名社。草创之初，经费拮据，他便慷慨解囊，拿出四百多元作为出书费用。他的这封信着重是谈有关未名社所出《莽原》的几件事。

信中提到的《黑假面人》亦是李的译作，与此有关还有一段故事在文坛传为佳话。李霁野曾因学费不济，拟将此译稿售出，鲁迅得知后，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不合算。……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①据李霁野自己讲，此款后来 “几经付还，先生总不肯收②”，后来总算还了，而先生却写信来表示感谢，“知见还百元，甚感”③。

《莽原》初为鲁迅主编，因他赴厦大执教，改由韦素园编辑。鲁迅先生为培植这株文坛嫩苗竭尽全力，作了大量工作，他自己的不少文章，如《朝花夕拾》及一些小说杂文等都发表于《莽原》。然而出刊不及一年，便发生了高长虹事件。此人为《狂飙》周刊主编，出于个人恩怨，就《莽原》未刊载向培良、高歌文稿一事，撰文对韦素园横加指责，并对鲁迅进行攻击，还妄称“《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鲁迅对此非常愤怒，同时又感到痛苦。高长虹过去也曾经受过鲁迅的教诲和帮助，如今却出于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④。鲁迅用他特有的幽默与诙谐表达了心中的无比愤慨。为此，他在信中提议将《莽原》“改名另出，以免什么历史关系的牵扯”，这就是后来的《未名》半月刊。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创办的，教师的薪水较有保证，“死了心，积几文钱”，这也是鲁迅到厦大执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信中不无嘲弄地说“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然而在这里“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薪水与创作，是势不两立的”。由于这里“交通不便，消息不灵”，远离北京，远离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漩涡的中心，听不见两军对阵的厮杀声，更不能亲自去驰骋沙场，笔扫顽敌，这对于疾恶如仇的鲁迅先生来说，是多么地难以忍受，甚至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鲁迅早有离开厦大之心，此信写后不久，他就到了广州中山大学。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充满着同志式的谦逊和可亲。在尊崇他的青年的面前，他从不，也从未以领袖和导师自居，在这封信中，他亲切地称李为 “霁野兄”，又是那样的推心置腹，从书刊的编辑到高长虹的“捣乱”、直至鲁迅先生本人的私事，无一不是推诚相见，侃侃而谈。细细读来，于我们领略鲁迅先生的崇高品德和导师风范，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此信涉及未名社及《莽原》的一些内部事务，不宜公开，因为倘若为那些小人们获悉，又要招惹麻烦了。为避开是非，鲁迅在信末特地嘱咐“不要发表”。由此，我们亦可看出当时斗争复杂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