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运命》原文与赏析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在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 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 回答是： 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 “运命”，真真 “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析】 鲁迅1934年写过两篇同题为《运命》的杂文，这里选的是后一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1卷5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这篇杂文首先比较了中日两国关于妇女命运的两种不同迷信。日本人相信丙午年出生的妇女命中注定要“克夫”——使丈夫早死，并且没有化解这种夙命的方法。中国传统的迷信，也相信某些妇女 “命凶” 或“命硬”，会克夫，但总有办法“禳解”，使这种命运在实际上化为乌有。
鲁迅从中国这一种具体的命运论推而广之，指出：“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更进一步，鲁迅则从命运观抽象为中国人的信仰观，指出中国人信仰观中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 ‘信’，但好像很少 ‘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 ‘无特操’”。
至此，鲁迅采取了由远及近，从具象而抽象的方法。从日本的一种迷信谈起，话锋一转，自然地“想到了中国”。这是由远及近。从妇女的某一种“命”这一具体事情抽象为中国人的命运观，再抽象为信仰观。这又是由具象而抽象了。具象——抽象——再抽象，这三层关系，层层递进.步步深入，逻辑推论严密，极富说服力。
行文至此，可以说是水落而石出了。然而，峰回路转，作者紧接前面的结论，又下一个似乎矛盾的断语：“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这个断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毕其一生都在不懈地探索和解剖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国民性。但前期与后期相比较，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法与结论都是有重要差异的。即以对国民性中的命运观的分析而言，鲁迅前期与后期尽管同样坚持认为中国人“无坚信”，但前期思考的重点，却是严峻地批判中国人命运观中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无特操”。
试引两例。《马上支日记》：“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 ‘怕’ 和 ‘利用’? 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华盖集·通讯》：“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
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
如果说鲁迅前期从 “无坚信” 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无特操”那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则从“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这一仿佛同样的文化心理中，得出了“值得乐观”的结论。因为对命运之类迷信并不坚信的人民，更容易接受科学的洗礼。
这种分析典型地反映了鲁迅后期革命乐观主义的，从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必须具备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杂文又是一种议论文，要求具备严谨的逻辑。鲁迅杂文中文学的形象性与逻辑思维水乳交融，达到了高度统一。《运命》 即为一范例。
例如，鲁迅从中国人相信命运但这命运有办法转移的 “命运观”抽象出了一个包容更加广泛的结论：“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从逻辑上讲，这种归纳似乎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因为前面所涉及的毕竟只是中国人的某一种具体的命运观。但我们看鲁迅的论证，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妇女的命运，而是以简约的笔法列举出大量例证，从命运到一般的信仰，且统统出之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略，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
不难看出，上面所举的这些形象片断，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的形象性作为文学的要素使这篇说理性杂文读来情趣盎然。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又是逻辑思维的“构件”之一，离开它们，将会使文章的逻辑力量大为逊色，甚至失去说服力。这种“理在事中”，摆事实即所以讲道理的特征正显示了这篇杂文的逻辑与形象化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