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杀错了人》异议》原文与赏析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 “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记得原稿在“客客气气的”之下，尚有“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杀错了人曹聚仁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 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 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 “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 “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 ‘流血’不可流错了人。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 ‘亡国灭种’ 的 ‘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析】这是一篇辩论性的政论。鲁迅通过与曹聚仁的观点的辩论，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教导人们认清现实政治生活中的 “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的真面目。
文章一开头，先简要地交代了写作缘由，然后针对曹聚仁的袁世凯“杀错了人”的观点，提出了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 观点，并阐明了提出这一观点的根据： “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他是以大量史实为依据作出袁世凯 “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的结论的。
在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曾答应谭嗣同保护光绪皇帝、诛杀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出卖。可是，他马上将改良派的计划密告慈禧，谭嗣同等6人被他出卖而遭杀害。民国成立后，黄兴致电给他：“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你)为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致电给他：“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袁世凯马上致电南京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并表示自己“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决心。这个反革命者经过这一番假革命的表演，蒙蔽了革命党人，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所以鲁迅第二段中说：“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自称是 “国民一分子”，并说“总统向称公仆”，但他一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操起屠刀，杀害革命党人，并蓄谋复辟。二次革命时，他自己剥去了 “国民公仆”的外衣，露出了杀人魔王的本相。因此，鲁迅明确指出，袁世凯先前的自称 “国民公仆” 是假，这一回 “不过又显了本相”。
第三段揭露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与人民群众的罪行以及分化革命党人的伎俩，并借此影射了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罪行，痛斥了革命队伍内部少数变节分子。
第四段从袁世凯称帝时的保留清废帝谈到三十年代军阀之间 “打得你死我活，好象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也就会客客气气的”。其中奥秘何在呢?鲁迅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共同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对于革命者，却“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水到渠成。文章第五段承接上面四段自然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作者在第四段中已将矛头指向三十年代的军阀，显而易见，这里不仅仅指袁世凯，同时痛斥了蒋介石一伙。
鲁迅在1927年谈到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时就说过：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鲁迅确立了阶级论之后，否定了自己以进化论看待青年的偏颇观点。因此，鲁迅在本文最后一段对曹聚仁的“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这一缺乏阶级分析的偏激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因偏激之处十分明显，所以鲁迅未具体驳斥，只说：“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这里既显出幽默，又表达了鲁迅的不同意见。
缜针密线，结构紧凑是本文的显著特色。文章开头针对曹聚仁的论点指出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 “是一点没有杀错的”，“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在二、三两段揭露了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和凶残行径之后，紧接着又说：“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这一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第四段在揭露三十年代军阀对于革命者“也决不放过一个”之后，作者又一次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没有杀错”一语的反复出现，既使全文处处紧扣题目，又使文章结构上环环紧扣，前后照应，议论上层层推进、深化。
严谨的逻辑分析与生动形象的描写相结合，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作为辩论性的政论，容易写得枯燥乏味，但本文由于作者运用了漫画化的勾勒、形象化的描写的手法，因而收到了议论生动、形象的效果。文章第二段用“真是一个筋斗”，“又是一个筋斗”等漫画化的语句，形象地勾勒了袁世凯的无耻嘴脸。第三段运用形象化的描写的手法，生动地揭露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和分化革命力量的罪行。这些漫画化的勾勒和形象化的描写，使文章在由严谨的逻辑分析产生的巨大说服力之外，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