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歌与散曲》发展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明代诗歌与散曲》发展

 

(一)



明代是俗文学昌盛,传统诗文式微的时代。正当小说、戏曲占据文坛统治地位之际,传统诗文虽然也在发展演变,但与唐宋时期的盛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明代文学的发展阶段脉络清晰,大体分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从明太祖洪武至正德年间为前期,自明世宗嘉靖开始至明亡为后期。前期文学,成就不大,自中叶以后,文坛才出现了繁荣景象。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小说和戏曲,而诗歌、散文等传统文学,却相形见绌了。至于明代诗歌,虽然发展缓慢,道路曲折,但到底还是发展了。它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还有不可忽视的成就,仅据一部《明诗纪事》,就辑录了四千多家诗人的作品,很值得研究。

(二)



明代诗歌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是在众多流派争胜中取得前进的。它的发展线索,大体是这样——

一、明初,诗歌虽承袭宋、元遗风,却不乏优秀作家和富有现实内容的作品。其中比较有成就的诗人有:宋濂、刘基、高启和袁凯、杨基、张羽、徐贲、刘崧、孙蔶以及高棅、林鸿等。这里,成就最大的要算刘基与高启。刘诗以内容充实,感情真切,富有时代气息见长,其基调是沉郁苍凉。高诗基本风格爽朗清逸,温厚秀拔,诗歌成就似应高于刘基。

刘、高诗歌,对于扭转元末绮靡诗风起了良好的作用。但由于明初文网高压政策,许多诗人、文士不得不存有“吾志在山林”的退隐心里。杨基、张羽等人作品就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史称“闽中十子”之一的林鸿和高棅等人,论诗主唐音,且多摹拟唐人之作,对后来的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颇有影响,此后长达百年的“复古运动”,这时已露端倪。

二、其后,永乐、天顺年间的诗坛上出现了“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位台阁重臣)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这是一种雍容华贵,歌颂升平而形式平庸的诗风,但它却统治了明代诗坛一百年左右。

与此同时,也有些诗人保持着自己个性的创作。比如民族英雄于谦、著名学者方孝孺和郭登等人,仍能关心国家命运,体恤人民疾苦,揭露社会矛盾,留下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佳作。

三、约在成化、正德年间,“台阁体”的反对者才从诗坛上出现。先是以茶陵人、吏部尚书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提倡学诗者必“先得唐调”,并重视典雅工丽的形式追求。这个诗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不少弱点,不足以打倒“台阁体”,只是开了明代首次复古运动的先河罢了。真正有力的诗派,是明中叶弘治以后出现的“前七子”诗派。

这个诗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成员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文士,如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等。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响亮口号,正式树起文学复古旗帜,且有较好的创作实践,其影响比较广泛深远。

直至嘉靖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以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为成员的诗人群体(史称“后七子”)出现在诗坛上,复古声势更大了。他们继承李、何的主张,又发展了这个运动,前起后应很快挽回了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颓势,使“诗文必学汉魏、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又一次统治了诗坛。后七子中成就最大的是王世贞,在李攀龙死后,他独掌诗坛二十多年,其影响颇大。

前后七子的复古活动,虽然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但对于扭转明初“台阁体”的颓败诗风,是有积极贡献的。问题在于,他们以摹拟代替创作,且抑扬褒贬缺乏客观标准,结果使自己的理论滑向极端,创作也少有创新。当然,他们作品数量很大,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四、正当文学拟古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文坛上也有一些作家并不随波逐流,依旧卓然自立。比如在“前七子”期间,就有江南一带的画家兼诗人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的作品,自由挥洒,才情璀璨,各具特色,颇受人们的称道。此外,还有一些诗文家如杨慎、薛蕙和高叔嗣等人,也不为当时复古气焰所袭,而坚定目标,独树一帜。

五、明代后期的诗文,一直是在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中发展的,在万历、天启年间,拟古主义诗歌已陷入无生气之泥沼中。这时,首先起来反对复古运动的是“唐宋派”作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但他们均以散文名世,在诗歌上,则以“公安派”和“茶陵派”为主力。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就是湖北公安人袁宗道及其弟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主张诗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三袁”诗歌理论一出,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出来附和公安派的主张,推波助澜。这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的进击,具有积极意义。他们的作品虽有一定的革新意义,但成就不大。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较好的作品。

在上述两派出现之前,就有若干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如徐渭、汤显祖和李贽等人,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来反对拟古倾向。“三袁”的“性灵说”,就是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六、明代诗歌发展至明末、南明时期,竟陵派和公安派诗风的孤峭奇崛、疏离现实和思想贫浅等缺点,引起若干关心国运民生的进步诗人的不满。这时的政治性的文学团体复社和几社两个组织的作家,是明末文学的主要代表,其中成就显著的是陈子龙和年轻诗人夏完淳。他们明确地提出诗歌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社会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如《陈忠裕公全集》中的诗文,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

就总体而言,明代诗坛脱离现实的倾向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并未中断,除了上述那些诗人的优秀作品承继了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不少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以及有志之士,都写有具有深刻社会内容、高尚情操和凛然正气的佳作,除早期的于谦、中叶的戚继光和明末的陈子龙、夏完淳之外,还有抗清将领张煌言、瞿式耜等等。他们的作品,将永传千秋。

(三)





从上述明诗的发展历史看出,明诗的特色是:诗坛诗派林立,文人分门立户,诗论层出不穷,各派偏主一端,致使明诗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道路迂回地前进。这就是明诗有异于各代诗歌的最大特色。其余一些特点,均由此派生而出。

明代诗人正面临着俗文学兴盛,正统诗文式微的现实,大家试图用各种诗歌主张来拯救诗运,挽回危局。这正是诗派林立,诗论纷纭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相应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所持之论又往往偏胜而不能自圆。因此,明代二、三百年间,诗坛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论争之中,然而诗歌危机不但没有很好克服,反而越演越烈。如以现代眼光来看待明代的诗歌论争,当然,不会一概加以否定。其实,他们的一些论点和展开的斗争,不仅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在后世,以至今天,也不能说毫无意义。他们争论的若干问题,比如:如何正确学习和继承前人经验?如何看待诗歌艺术特质及美学性格?怎样发挥诗歌社会功能? 以及怎样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特殊规律?等等,都是关乎诗歌艺术的一些重大问题,是很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可惜的是,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妥善的方法与途径。这大概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某些阶级偏见所造成的吧。

正是明代诗歌的这些问题,给后世古典诗歌(何止古典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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