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步兵
(《五君咏》之一)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②。
长啸若怀人③，越礼自惊众④。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颜延之，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当时与谢灵运齐名，而才不如谢。他作诗过于雕琢字句，堆砌典故，转伤真气，曾被人讥之为“镂金错采”。
《宋书·颜延之传》载：延之初为步兵校尉，赏遇甚厚。由于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每犯权要，被贬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 《五君咏》因系怨愤之作，故颇有真情实感，乃颜诗中之“清真高逸者也”。
《五君咏》共五首，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这五位历史人物都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封建礼教不满，其生活经历和思想情趣与延之有某些相似之处，故诗人借咏古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情怀。
本篇专咏阮籍。阮籍本是一个“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咏怀》十五)的济世之才，早年怀有“威八方”(《咏怀》三十九)的雄心壮志，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而残酷，不仅抱负无由施展，生命安全也时时受到威胁，于是转而崇尚老庄，采取晦其踪迹的遁世态度。虽然如此，但他一点也不糊涂，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目光深邃，观察细密，认识深刻， 鉴别准确。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就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特点，而且这一转折对比句也深刻揭示了阮籍形沦而神清的性格矛盾，表达了作者的景仰赞颂之情，有力地领起全篇。
中间四句则紧扣“沦迹”的特点，分别从四个侧面进一步突出阮籍的个性特征，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更为丰满地再现出来。作者的高明不仅表现在善于选取突现个性特征的典型史实，还表现在善于从人物的外在表现出发，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似”、 “类”、 “若”、 “自”本是极平常的词语，但作者用在这儿，却把表现和动机、行为和结果巧妙地衔接起来，在史实的记述中有机地融进了作者的评论，既对前两句所揭示的形沦神清的性格矛盾作了具体的发挥，又为后两句的总结作了有力的铺垫。他终日饮酒昏酣，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才识深深遮掩;他写的《咏怀诗》隐晦曲折，好象是深有寄托，志在讥讽;他登高长啸，长歌当哭，仿佛是在抒发胸中的郁结，怀念难遇的知音;他藐视礼教，不护细行， 自然使流俗之辈震惊。 “越礼”与“惊众”，是行为和结果的关系，用“自”关联，意在突出其必然性。 “沉醉”与“埋照”， “寓辞”与“托讽”， “长啸”与“怀人”，是行为和动机的关系，动机是人的内心活动，本难把握，用“似、类、若”这类非断言性的词语衔接，不仅符合人物有意韬晦的特点，又可避免主观臆断之嫌，还可给读者留下想象和回味的余地，从而取得丰富诗歌内涵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所在。
如果说前六句是以述为主的话，那么最后两句则是以评为主了。“物故不可论”，显然是就阮籍不论世事， “口不臧否人物”而发的精辟议论， “途穷能无恸”的深沉感慨，当然隐含了“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辙所穷，辄痛哭而返”的典故。世人对于阮籍身处险境的命运自然寄于同情，但对他的不论世事难免有所非议。延之写此诗时正处于因“肆意直言”而遭贬黜的厄运之中，近似的遭遇加深了他对阮籍的理解，故对阮籍的韬晦表示了充分的谅解，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黑暗社会。说阮籍之所以对世事闭口不论，并非完全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因为世事昏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一般的议论已毫无作用。尽管如此，但他心灵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当他看到社会一片黑暗，前途渺茫，又怎能不产生走投无路的巨大悲痛呢?他那近似颠狂的举动，不正是这种巨大悲痛的曲折反映吗?想论而不可论，因不可论而大恸，这正是延之所理解的阮籍的感情脉络。如果阮籍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因两百年后遇到这样一个知音而感到无限欣慰。延之所揭示的阮籍的痛苦已不是一般的个人痛苦，而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只要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继续存在，这种悲剧就会一再重演。诗中不也就融进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吗? 《晋书·颜延之传》评此两句日“盖自序也”，是极有见地的。难怪刘湛及义康之流就以其“辞旨不逊”，而对延之实行更残酷的政治迫害了。
有的诗如流星，光芒四射，却无持久的灼人力量;有的诗象磁石，质朴无华，却能紧紧地抓住读者。此诗大致属于后一类。初读平平，好象只是一些史实的罗列，甚至显得有些呆板。但仔细体味，却是一首理密情深的好诗， “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愈深入理解，就愈觉得有一股催人泪下的力量。力量的源泉在于诗人对所咏对象有深刻的理解，并倾注了满腔同情。读者从诗中不仅可以感觉到阮籍脉搏的跳动，也能听到延之的心声。这种共振的感情波自然也会在读者心中掀起层层波浪。
此诗在章法上也颇见功力。先总述，后分写，最后以议论作结。环环相衔，首尾圆合，丝丝入扣，密合无间。堪称“体裁绮密，情喻渊深”(钟嵘《诗品》)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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