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贫士七首|原文|翻译|赏析|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咏贫士七首

(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咏贫士》共七首成一组,是诗人晚年之作。这七首诗有个主旋律,那就是借古代贤人安贫守贱之事以抒写自己不慕名利的情怀。本诗原为第一首,具有序曲的作用。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云。 “孤云倦翮,以兴举世皆依乘风云,而己独无攀援飞翻之志,宁忍饥寒,以守志节,当世纵无知意者,亦不足悲也。”可谓深得本诗三昧的见解。

前四句用兴而比的手法,以孤云喻贫士的孤独和高洁。起句“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作为兴,起得是很平的,因为它道出的只不过是生活中人皆熟知的事实而且是直白:世上万类皆有所托附,唯有那孤云却无依无靠!然而,作为比,起得又是很奇的, 因为它以“万族”比众人,以“孤云”比贫士,一下子便展现了“孤云”之高洁和孤独的个性,而无需对代表着时俗所尚的“万族”多作褒贬。再紧接一联“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以孤云在夜空暗然消散,任何时候都看不见它的光辉,喻贫士生受气于大块,死托体于山阿,一生默默,无缘于富贵荣华,事实上也就写尽了孤云亦即贫士的高洁而孤独的形象。这种运笔上的即险即夷,是本诗也是整个陶诗的一大审美特征。陶诗所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我认为此乃其形成原因之一。

然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中间四句。如果说,前四句是以比兴的手法歌咏一般贫士的安贫守贱、不慕名利的品德,那么,这四句便是以景语、情语、隐语相融汇的手法抒写诗人自己所以出仕与归田。刘履《选诗补注》认为:“朝霞开雾,喻朝廷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附。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者,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也。”王瑶《陶渊明集编注》赞同此说,并据以定此诗为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岁末所作,诗人时年56岁。照我看来,刘履看出“朝霞开宿雾”云云具有隐语的性质,那是独具只眼的:然而以为是“喻朝廷之更新”亦即宋武帝之篡晋自立,却未必恰当。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作为景语,它再现的明明是境界开阔、气象一新之景;作为情语,它抒写的明明是云开见日、众士欢腾之情,作为隐语,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在以朝霞驱散夜雾隐指刘宋之代晋, 因为《述酒》等篇表明诗人对刘宋是憎恶的,而对晋室却不无缅怀之情。况且,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显然是发生在“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之日,此乃诗人自况,而刘裕代晋后诗人又从未出仕。足见, “朝霞开宿雾”云云当另有所指。所指者何?我认为是指晋安帝的复位。这有史实与诗人年谱可证。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陷建康,诛权臣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次年称帝,迁晋安帝于浔阳,陶渊明是年因母丧居忧。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兴兵讨桓玄,诛杀之,陶渊明是年东下赴京口,为刘裕镇军参军,次年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弃官返里,此后未再仕。以此释“朝霞”四句,于事理始为密合。陶渊明的“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之点是在于: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唯其如此,即便在“朝霞开雾,众鸟群飞”之时,他亦“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陶诗的另一审美特征,用萧统《陶渊明集序》里的话来说,那就是: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如果我们的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则《咏贫士》之作,就不一定是在宋武帝永初元年。

前八句借云鸟起兴而归之于自守,后四句则进而以直抒胸臆的方式点明心志。意思是说:自己量力而行,信守贫贱故道,虽不免忍饥受寒,但世间既无知音,悲哀又有何用!出意一反一正,可称沉郁顿挫。于此又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静穆是对于世事不屑一顾的静穆。他的安贫守贱,既有道家的旷达,又有儒家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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