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轲。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征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卫国侠士荆轲来到燕国作客。燕国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秦王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待他不好，逃回燕国，招募勇士刺杀秦王以报仇。荆轲被选中，受到太子丹的优待。经过策划计谋，让荆轲以献出燕国地图为事由，求见秦王，而在地图中暗藏匕首，乘接近秦王之机，刺杀秦王。荆轲离别燕国时，太子丹率领宾客在易水河畔送行，高渐离敲击筑，宋意唱歌，音乐歌唱先作变征的乐调，大家悲伤落泪;又高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乐调再提高到羽声，武士们都“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离去，头也不回顾一下。到了秦国，见了秦王，献上地图， “图穷而匕首见”，可惜没有刺成，自己被杀。这就是历史记载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是陶潜这首《咏荆轲》所歌咏的本事。
田园诗人陶潜深情赞叹战国末的一个刺客，似乎不合隐士清高的常情，因而引出纷纷议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说： “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 (《朱子语类》卷136)认为这诗显露了陶潜本来豪放的性格。但是更多论者以为，这诗当是陶潜晚年之作，刘宋代晋，陶潜哀悼晋亡，遗憾当时缺乏荆轲这样的侠义之士，或者可惜当时节士没有高明谋术，甚至认为陶潜大有自己追慕荆轲壮举之想，等等不一。这类评论大抵出自对陶潜其人其诗的某种成见，以为这位田园诗人一生思想与创作都必定这样那样，所以对此诗作了种种曲解。其实，具体分析此诗，全面理解诗人，便可切实了解、恰当欣赏陶诗的这首奇作。
这是一首叙事诗。它所叙事迹基本上是史籍所载的荆轲本事，只略去了一个行刺伙伴少年秦舞阳，这可能出于集中表现主题的考虑。这诗结构简洁，层次清楚，主题思想明确。起四句是个小引，交待燕丹为了报仇，招募到最优秀的侠士荆轲，引起下文荆轲事迹。但这四句同时表明，燕丹善于养士，而且善于识人;因此对荆轲来说，获得知遇。然后便写易水送行和荆轲刺秦王两件事。从“君子死知己”到“羽奏壮士惊”十四句，写易水送行。这一节的要领便是“君子死知己”。荆轲离别燕国，替燕丹刺杀秦王，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死节的壮举。送行者都视之为赴死战斗的英雄，敬佩他的情操，悲哀他的牺牲。一个个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气氛庄重而紧张，好象决战前的誓师;老伙伴奏乐唱歌，悲亢激越，音调越来越哀戾，不禁落下死别的眼泪。在萧瑟秋风里，在惨淡寒波前，那待发的白马长鸣，与悲歌慷慨一起构成了壮烈诀别的场面，惊心动魄。这一切都为了报答知遇，自觉自愿，慷慨从容。接着，从“心知去不归”到“奇功遂不成”十句，写远赴秦廷刺秦王。这一节的要领是“且有后世名”。身入秦廷，事成与否，都难免牺牲。但是，于个人可报知己，于世运可除暴君，成败生死都可留下节义的美名，所以征程万里，一往无前，英雄气概，不可一世。最后虽因剑术不高，功亏一篑，不无遗憾，但荆轲事迹与名声却从此永垂青史，留下了“后世名”。末二句是小结，是赞叹。所谓“千载有余情”，就是荆轲不死，千古有名，动人到于今。
总上可见，诗人赞叹荆轲，不唯赞扬其人是侠义之士，其事为英烈壮举，更在咏叹其人其事表明了士的一种运遇遭际，倘使能获知遇，事死节，报知遇，立奇名，从而不朽，于愿足矣。这是荆轲故事最为陶潜所动情处，也就是此诗的主题思想。应当指出，这样的思想感情在陶潜作品中是有过明白的表露的。在《感士不遇赋》中， 他说：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认为才志之士的悲剧在于不遇知己，不立奇名，李广、
屈原的生前遭际便是如此，使后人想起他们便悲哀。比之李广功高不赏和屈原志雄不成，则荆轲恰恰相反，生前获知遇，死节报知己，身后留奇名，就值得庆幸和羡慕了。正是出于这样的主题思想，这诗的构思并不着眼于刺秦王的意义，也不多写奇功不成的遗憾，而是深情描述“君子死知己”的易水诀别的悲壮情景，豪放表现“且有后世名”的征赴秦廷的英雄气概。如果从这样理解出发，认为陶潜此诗也表现了希望获得荆轲那样的知遇和机缘，愿意为知己者死而立不朽奇名，则是符合诗意和诗人思想的。所以，比较起来，
朱熹的见解有可取之处，其他论者所谓忠于晋室的种种说法都不可取。
陶诗艺术的总体特色是平淡自然，深入浅出，白描如话，真情实意。这诗看来，颇有不同，气势慷慨，风格豪放，渲染形容。时见整饬。事实上，正如鲁迅曾经指出那样，陶诗既有浑身静穆的，也有金刚怒目式的，并不限于一面。这诗恰如朱熹所说，乃是陶诗中比较豪放的一首。一位形成自己艺术的总体风格的诗人，在表现不同主题和不同思想感情时，每一首诗的艺术特色必然会有所不同。这就是说，总体是一致的，分体是多样的。此诗亦然。倘使细加吟味，不难体会，此诗其实与《饮酒》、《读山海经》、《咏贫士》等组诗所体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是一致的，只是自然地叙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流自肺腑，诚恳动听。不过，这诗的主题是写侠义刺客，诗人的感怀系于士的知遇，因而诗人自然而然地随着英雄事迹的悲凉慷慨而流露出自己的激扬豪放，深情贯注，由衷爱慕。同时，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事迹本来就是文采激扬，陶潜拿来写成诗歌，不免受其影响而注意文字整饬，着意表现气势。这就令人觉得仿佛陶潜风格变得豪放。如果单从诗歌形式技巧及表现手法看，则此诗主要采取乐府叙事的形式和手法，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叙则以诗中主人为中心，议则往往是诗人的评论，因而叙事完整，议论分明。在欣赏这首陶诗中的奇作时，无妨多读几遍，诗人叙述荆轲事迹的思想感情是可以领味的，并非如朱熹所说“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而恰恰就是这位平淡的诗人说出了这样的言语，因为他真实自然，知道什么说什么，感受什么写什么，思想和艺术是浑然一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