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后入隋。他的诗，体兼南北之长。驰名南北。这首《人日思归》，正是他为北方诗人赢得声誉的代表作，作于隋开皇五年(585年)羁旅江南时。据《隋唐嘉话》记载：“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 ‘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 ‘名下固无虚士。’”
一首诗是一个整体，如果仅就前两句诗匆匆作出否定此诗的结论，未免过于轻率。诚然，这首诗的开头看似平冗，十个字仅仅交待了时间：从节候看，是正月初七，点明“人日”;从离家时日看，已经两年，交待“羁旅”。但是，从“入春”到“离家”，这中间省略了一个联想的过程。据《荆楚岁时记》记载： “正月七日， 为人日……登高赋诗……春日登临，自古为适，但不知七日竟起于何代。晋代桓温将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由此可见，诗人必以人日而登高，因登高而怀远，这是民族传统意识的重复。 “登高望远，使人心瘁”(宋玉《高唐赋》)，更何况是春日! “目极千里伤春心”(《楚辞·招魂》)，这个登高伤远的过程被诗人省略、净化为一组表时间的对句，用“才”、 “已”呼应，暗示着诗人郁积在心、因人日登临而一触即发的羁旅之思。
“旅望因高尽，乡心遇物悲”。正自思乡，又见鸿雁趁春风飞回北国。《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鸿雁来。”“见雁思乡信”， “雁”，是表现故土之思的传统意象之一。曹丕《燕歌行》：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庾信《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鸿雁定期、定向的南来北往，容易唤起人们“雁归而人未归”的对比联想。 “花”，是春天、也是幸福的象征。在“物色兼生意”的初春，羁旅之人常常被美景所触动，归心萌发，也“随春入故园”。这里则更进一层，初春，花还没有开放，而诗人却已神驰于即将繁花似锦的故国之春。 “人归雁后”是眼前实境，是实; “思发花前”是心中所想，是虚：这一“后”一“前”，一“实”一“虚”的强烈对比中，正见诗人的归期何其杳，归心何其切!
如果没有开头的“入春”、 “离家”的交待，不但雁飞、花发没有着落， “人归”、 “思发”也使人感到突然;如果没有后两句的点醒、深化，前两句亦觉板滞、繁复。前后两组对偶句两两相承，互相映发。所以及至南人看完全诗，便对原先的否定再加以否定，由衷地肯定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
南北朝五言小诗常常由两组对偶句组成，开后代五绝四句皆对之先河。清人仇兆鳌说： “若四句皆对，似律诗中联，则不见首尾呼应之妙。”(《杜诗详注》卷十三)而这首诗似对非对，语对而意流。头一联是因果关系，因人日登临而兴归思;其中“入春”和“离家”的“春”、 “家”并非的对，但春天的光明和煦常令人联想起家庭的温暖、幸福。第二联紧承上联，层层转折：雁归而人未归，这是第一个转折;人未归而归心偏炽，这是第二个转折。重重矛盾被密筑在一组对句中，大大地突出了诗人那归期愈杳而归心弥切的强烈情感。其中“人归”和“思发”似对非对，它本来是由思想到行动的一个过程，这里倒置，强调了人未归而神已驰的矛盾。全诗更连用“才”、“已”、 “落……后”、 “在……前”等表时间的副词，穿珠缀玉，使语气前呼后应，气脉贯通，表达了一种因人日登临而强烈感受到的、久客不归的时间意识，毫无单调、滞涩之累。
薛道衡这首诗的艺术构思被后代诗人一再运用。如唐代诗人崔湜《喜入长安》： “赖逢征路尽，归在落花前。”张说《蜀道后期》：“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刘长卿《新年作》：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他们都沿袭了这一构思来抒写自己的故土之思。
“名下固无虚士”，薛道衡是无愧于南人的赞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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