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1】，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2】， 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3】， 而不得施于世者， 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4】，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5】，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6】，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7】。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8】。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9】，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10】， 困于州县， 凡十余年。年今五十【11】，犹从辟书【12】，为人之佐【13】。郁其所蓄【14】，不得奋见于事业【15】。其家宛陵【16】，幼习于诗， 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17】。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18】。其为文章，简古纯粹【19】，不求苟说于世【20】，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 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 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21】：“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22】。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 作为雅颂， 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23】，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 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 【24】， 而患不能尽得之，遽【25】喜谢氏之能类次也【26】， 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 圣俞以疾卒于京师， 余既哭而铭之【27】， 因索于其家， 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 掇其尤者【28】， 六百七十七篇， 为一十五卷。呜呼! 吾于圣俞诗， 论之详矣， 故不复云。庐陵欧阳修序。
【注释】
【1】 达： 显达， 在仕途上顺利得志。穷： 困顿， 在仕途上困窘不得志。
【2】 盖： 副词， 表不肯定。
【3】 蕴其所有： 指怀抱理想和才干。蕴： 蓄藏。
【4】 放： 放任、纵情。
【5】 兴于怨刺： 兴起怨恨、讽刺的念头。怨刺： 怨恨、讽刺。
【6】 道： 表达出。羁臣： 即“羁旅之臣”， 指旅居在外或被贬谪的官员。
【7】 工： 精美。
【8】 殆： 大概、怨怕。穷： 使……穷。
【9】 荫： 指因前辈功勋而得官; 补： 指官员有缺额， 选人授职。
【10】 辄： 总是。抑： 压抑。有司： 官吏。
【11】 今： 通“近”。
【12】 辟 (bi) 书： 召聘文书。
【13】 佐： 辅佐， 指郡县的副职。
【14】 郁： 压抑， 使不得舒发。
【15】 奋见 (xian)： 发挥、表现出来。
【16】 宛陵： 今安徽省宣城县。
【17】 长老： 年老的人， 长辈。
【18】 六经： 指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19】 简古： 指文风简洁古朴。
【20】 苟： 苟且。说：“悦”的通假。
【21】 王文康公： 王曙， 字晦叔， 号文康， 河南人， 宋仁宗时任宰相。
【22】果：终于，到底。荐：奉献。
【23】清庙：祖庙。
【24】嗜：喜欢。
【25】遽(ju)：骤然，顿时。
【26】类次：分类、编排。
【27】铭之：给他写了墓志铭。
【28】掇(duo)：采取，选择。尤：优异。
【赏析】
本篇作于嘉祐六年(1061)。此时欧阳修由枢密使转户部侍郎参政知事。官运亨通，志得意满。梅圣俞名尧臣，字圣俞，北宋诗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诗清新质朴，与苏舜钦齐名，陆游在《书宛陵集后》中称梅为唐代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一位作家，盛赞其诗“突过元和作”。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更将梅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圣俞是欧阳修的好友。二人在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浮靡文风的斗争中结下深厚友谊，成为莫逆之交。梅圣俞的诗歌理论及创作，曾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梅圣俞一生困顿，得不到世人重视，死于嘉祐五年。一年后，欧阳修为了表达对亡友的怀念，将他的诗编撰成《梅圣俞诗集》，并为之写了这篇序文。文中欧阳修高度评价梅圣俞的诗歌成就，并对其得不到世人器重，久处困境的际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文章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对宋代及以后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诗序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 一脉相承的， 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 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 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 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 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 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 还未成年， 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 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 博取时好， 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 不知梅文。这里， 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 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 只要谈到诗， 都要向梅圣俞请教， 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 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 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 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 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 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 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 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 也不注意收集， 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 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 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 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 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 圣俞病死在京城， 作者前去凭吊， 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 得到一千多篇遗稿， 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 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 编成十五卷。这就是 《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 欧阳修在其 《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 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 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 毋庸赘述， 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诗序体散文主要是有关作者的介绍和诗文的评论性文章。除此之外，作者还常常借作序阐述一定的道理， 说明自己的观点、主张。本文中， 作者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便是作者对创作与生活关系的十分精辟的见解， 是他对我国诗歌理论创作的一大贡献。整篇文章便是围绕着“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 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欧阳修与梅圣俞是志趣相同的挚友，又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在提倡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崑派”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受梅圣俞影响很深。因此在梅圣俞病死后，欧阳修要为他的诗编集子。并写诗序纪念他。这使他这篇文章低昂顿挫，一往情深，极富感情色彩。文中充溢着作者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生活遭遇的深切同情，对他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境遇无限惋惜。
欧文向以明白晓畅著称。本文亦是如此。通篇语言质朴无华，明白流畅，舒缓自然，于纡徐、平淡之中饱含激昂的气势与浓重的感情，十分耐人寻味。因此何焯称此文是欧阳文忠公的“得意之作”(《义门读书记》)。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为梅圣俞的怀才不遇鸣不平的时候，感叹由于无人推荐，诗人得不到朝廷重用，不能“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迫商周鲁颂之作者”，并把此作为最大的遗憾。这明显反映出作者世界观中的某种局限性。实际上，如果真的叫诗人去作一名宫廷诗人，专为封建王朝写歌功颂德的诗篇，那才真是扼杀了诗人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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