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龚自珍文《尊史》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龚自珍文《尊史》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 善入。何者善入? 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 善出。何者善出? 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 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呓。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 则史之言，必有余喘。

是故欲为史，及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呓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 曰： 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 曰：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我征之曰： 古有柱下史老聃，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

(据四部丛刊本《定庵续集》，下同)

龚自珍一向重视史学的研究，曾大声疾呼“尊史”。他认为史学和国家兴亡密切相关，“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史学衰亡，国势也就不振了。他的“尊史论”包含尊重史籍和史学，尊重史官、尊重人才等方面内容。本文中的“史”是指史官;“尊史”主要是指尊重史官的思想和精神。作者认为史官既然是掌握国家的文献典籍(“职语言”)和执行褒贬人事的职权(“司谤誉”)的人，那么就应该是社会的喉舌，是社会现实的代言人。文章表面上是论述史官职务及其重要作用，其实是一篇提倡社会批判、抨击清王朝的文化箝制政策的政论。

文章认为“尊史”必先“尊心”，而“尊心”又在于“善出入”，而“善出入”的最终目的是“入乎道”。这种“链式结构”的论证，上递下接，环环相扣，既使语气连贯，表意清晰，又能使句子联系紧密，充分反映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结论就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被“拈”了出来。

“善出入”被作者强调为一个优秀史官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入”，指广泛地了解和熟悉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从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一直到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等的故事或传说。这无疑扩大了史料概念的外延，因而要求史官扩大自己的视野，不拘囿于“故纸堆”中的“微言大义”。文章要求史官充分地掌握并深入钻研这些史料，其了解和熟悉程度从“皆知之”以至“如其言家事”，即不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而是条分缕析，如数家珍。所谓“出”，是指在充分掌握并深入钻研上述史料之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即对社会上的政治、军事、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事情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作出全面而又正确的评论。“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前一“皆”字体现了作者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承认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后一“皆”字突出了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叛逆精神，要求史官跳出“非所专官”的框框，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肃然踞坐，眄睐指点”，史官不应做冷静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要做倾注满腔热情作出真诚而深刻的评论的政治生活的干预者。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文章紧接着用“不善入者”和“不善出者”的反面例子跟上文进行对照。不善入者，就不能发扬太史公的“实录”精神，只能是道听途说的“垣外之耳”;不善出者，只能是成为游离于“哀”和“乐”之外的冷血动物。作者比喻前者为“余呓”，即痴人说梦;后者为“余喘”，即心迷目眩、喘息不暇。形象鲜明，醒目警世。作者强调“高情至论”，实际上是针对当时那些空谈性理、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迂儒。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史”与“道”的关系的论述： 肯定了哲理是从史实、史料中抽象出来的，认为要掌握高深的哲理，必须懂得历史。“道”，这里指哲理，即更高深的道理，比“入”和“出”更高一层的境界。作者指出这些见解并非自己所首创，乃本自刘向、班固。刘向、班固之所闻，即《七略·诸子略》所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亡存、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此即文中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之意。作者以老子为周室史官，职掌典籍，熟知古今成败治乱，卒为道家宗主，作为“出史之道”之证。

龚自珍认为史官并不限于只知史学本身之事，而于其他科学亦应深切地注意。按其所指定的史官所应知之学，有语言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一切与史学有关之学，可谓博大精深。他从12岁开始跟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解字》，受过正统汉学的教育和影响，但他并未走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道路，他要“烧尽虫鱼学”(《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表示自己今后要与“汉学”决裂，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面向现实，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前进。

龚自珍的“尊史论”，实际上就是要求史家发今文经学中公羊家的微言大义，以表达其改革政治的主张。1819年，龚自珍从当时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这对龚自珍的思想有一定影响。但他从刘氏那里主要接受了公羊学说中的“三世”、“三统”这一历史进化的观点，并未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去阐发今文经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在清代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龚自珍只是以今文经学作为外衣或论证手段，通过谈经论史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语)，宣传变革，从而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清代以来的“文字狱”实在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为身家性命计，许多知识分子不再过问政治，而是“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一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龚自珍的《尊史》给当时僵死寂寞的学术带来了新鲜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