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楼阁图
唐· (传) 李思训作
绢本青绿设色
纵一○一.九厘米
横五四.七厘米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国绘画的金碧山水开始走向成熟,是在隋代,存世原迹只有一件展子虔的《游春图》。明代鉴赏家詹景凤曾经观赏过这件名作,在他的《东图玄览编》中有详细评述:“其山水重着青绿,山脚则用泥金。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写干,以水沈靛横点叶。大树则多勾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苦绿沈点。松身界两笔,直以赭石填染而不作松鳞。人物直用粉点成后,加重色于上分衣折,船屋亦然。此殆始开青绿山水之源,似精而笔实草草。大抵涉于拙,未入于巧,盖创体而未大就其时也。”图中笔的使用只有“勾”而没有“斫”和“皴”,画夹叶树相当单调,勾云亦少变化,虽已能画出山川草木之壮美景象,毕竟技法上还未成熟,尚处在滥觞时期。后世把展子虔的画目为“唐画之祖”是有所依据的。历代鉴赏家如汤垕、詹景凤、张丑、安岐等人均认为展子虔的绘画开启了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一派。至于法度谨严、笔墨精妙、丘壑多变、设色巧丽、境界引人,也就是高度成熟的山水画,则始于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李思训、李昭道)。”所谓“山水之变,始于吴”尚待商榷,而“成于二李”之说,或可作定论,因为从现存的摹本可以知道二李比展是更加完美了。
一般说来,唐画风格堂皇巧丽,山水画中可以代表的是李思训的作品,但李的画在宋代已如凤毛麟角,到了清代几乎荡然无存,乾隆帝时仅仅搜罗到这一件《江帆楼阁图》。根据有关著录和鉴赏家的推断,认为此图乃唐画的体貌风格,可能是李思训真笔。
《江帆楼阁图》钤有“缉熙殿宝”、“安”、“仪周鉴赏”以及乾隆、嘉庆、宣统诸玺,盖经清代大收藏家安岐(字仪周)审定,后入清宫,但《石渠宝笈》则未著录。如以此图和《游春图》相较,可见山水画继承与发展的迹象。
《江帆楼阁图》构图阔远,不画江岸边际,显得烟水浩瀚,境界宽广,较之《游春图》的全景处理有进步之处。山石丘壑虽仍平实,已略有变化,画树已用交叉取势,比展子虔用上叉的鹿角枝,就显得顾盼多姿了。如图的左下角植有老树两棵,一棵盘根错节,藤筿绕柯,一棵枝杈交纵,状若屈铁。夹树叶形状也多,有元宝形、枇杷叶形、三层包叠卷心形、双勾介字形、槐树叶形等。作者画松针,先一片一片染以石绿,然后用花青(掺有石青)以两笔交叉的劲细笔势,描画出松针,整体势态葱郁,富有装饰味,和有勾无皴的山石、起伏均匀的水纹、精丽工致的屋宇、图案形状的夹叶,十分相称,而且多少还可以看到其中吸取域外绘画的迹痕。这幅画中的人物,凡开相、衣褶、神态等,也较前人在山水画中的摆布有提高,显现了唐代山水画高度成熟的水平。
此图用一种坚挺的小笔勾取物象的轮廓,故笔触线条坚硬劲挺;那时尚无“渲淡”,小硬笔是专门用于勾框的。
江帆楼阁图
明沈颢《画麈》中评论道:“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是一面旗帜,代表了长于骨法用笔的行家山水,有别于后代文人画家的山水。清安岐在《墨缘汇观》卷三中对此图则作了详细的描述:“上作江天阔渺,风帆泝流。下段长松秀岭,山径层叠,碧殿朱廓,翠竹掩映。具唐衣冠者四人,内同游者二人,殿内独步者一人,乘骑于蹬道者一人,仆从有前导者,有肩酒肴之具后随者,行于桃红丛绿之间,亦可谓游春图也。傅色古艳,笔墨超轶,虽千里、希远(按:指宋赵伯驹、赵伯骕)不能办。其青绿朱墨,传经久远,深透绢背,有入木三分之妙,确系唐画无疑,宜命为真迹。……元王叔明《稚川移居图》、《太白山图》,皆宗此法。”安氏指出:作者融会了山水丘壑和人物动态,阐明唐代山水画已着意于生活与自然之交织、辉映,比隋代又迈进一步;至于设色,二赵艳而不古,实有不及,而构思缜密,则被王蒙学得。安氏考察精微,评语卓越,洵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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