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题，做事情，成功的第一要义是把得失之心放下。不要想自己能得到什么或不能得到什么。如果从自我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圈子就会越做越窄，如果把自我的界限打破，就会获得无限发展的机会。
一个人，一个团体，想问题做事情，如果只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个圈子就会越做越窄；而如果把自我的界限打破，就会获得无限的发展机会。《金刚经》中有话，“一切法无我”，又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就是所谓的破四相。首先要把我相破除。执著于我，就是把我看得太重。佛家讲善与恶的标准时说，凡事利益一切众生的就是善，凡事为自己打算的就是恶。有人会说，不为自己打算，自我还存在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老子说“以其无私而成其私”，意思是你真正不想自己反而能够得到一切。所以要遵照圣贤的教诲，把心量扩大，大而化之。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感受圣贤的教诲，挣脱小我的束缚，进入到大我的境界，会受用无穷。就拿我策划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这件事来说吧。那是1986年，我看到《经济日报》上面有一篇关于企业文化的文章，马上眼前一亮。弘扬中华文化，企业文化不是最好的载体吗？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就是企业文化。我下定决心，要把中华文化作为大本大源，将其贯注到企业文化中去，把企业文化作为载体来弘扬中华文化。我定下一个理念，即“中华文化企业文化化”，并立志把它推向全国。而要在全国推广，首先就要召开一个研讨会。有了想法，就要付诸实施，首先要取得领导的支持。当时我在报社，了解到中纪委原副书记韩天石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鞍山市委书记，他提出了“孟泰精神”、“王崇伦精神”，所以我就给韩老写了封长信，把我的设想在信中提了出来。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韩老的秘书胡文彬打来的，说韩老到大连了，想听听我的汇报。就这样我见到了韩老，也获得了韩老的支持。接着我又给大连市委书记毕锡祯写了份建议书，建议在大连率先召开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毕书记对我的建议书已批示，让我去拿复印件。毕书记的批示简洁明快，加上惊叹号六个字“此意见很好！”我拿到毕书记的批示，连着找了十一家单位，作为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的主办单位，盖了十一枚印章。接着我又开始筹措经费。这时候有人跟我说，书记都给你批示了，你就向书记要钱呗。我一笑置之，开始跑经费。当时是冬天，我去找一些企业老总，在厂里找不到就到他们家；他们不在家，我就在楼道里等，楼道有过堂风，站久了，脚冻的钻心得疼，手也快冻僵了。我不断地搓着手，有时在楼道里跺跺脚、跑一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跑，一个月的时间，我筹了五万多块钱。我记得到橡塑机厂找厂长，厂工会主席听我说要请国家领导人，还要请全国的媒体、作家、企业家到大连，他和我说，这件事情听了都害怕，能行吗？但说实在的，我就是为所当为，义无反顾，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促使我成功。肚里有粮心里不慌，所以我就开始调研、筹备材料。我先到当时企业文化搞得比较好的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去调研，当时总经理李永金忙于老厂改造，我到公司找了几次，也没找到，这样我就到他家去找。有人告诉我他搬家了，在金家街一带，但具体地址都不知道。我想他知名度那么高，肯定有人知道。于是我就跑到金家街，在茫茫楼群中一幢楼一幢楼地打听，最后终于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找到了。我推开他的家门，正好李总在家，我开门见山把来意说明，就谈了起来。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多，我起身告辞，他抓起电话要给我派车，我谢绝了。当时大连还没有出租车，我从金家街一直走到我在东关街的家，此时东方天际已发白，我却不觉得疲劳，因为我心中充满了愉悦。这样我连续调研了二十几家企业，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接着我就代表大连十一家主办单位到北京去请人，这时已经是1988年6月，北京天气非常炎热。我去找作家丛维熙，只知道他家在团结湖，我也是一家家打听，当我打听到他的住所，敲门的时候，已经汗流浃背了。丛维熙满头银发的老母亲给我开了门，我进到客厅，老人家给我倒了一杯酸梅汤。过了一会儿，丛维熙回来了，我把来意说明，他愉快地答应了。我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请，请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然后在工人日报社会议室开了个通报会，邀请大家到大连参加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我向大家介绍了大连市委、市政府搞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说明召开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是必要的，我又把大连十一家主办单位做了介绍。大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1988年7月8日，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在大连虎滩宾馆召开，《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对此次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一活动直接推动了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会后将研讨论文结集出版了《企业文化探索》一书。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我把得失之心放下，不去想我能得到什么，只是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借此弘扬中华文化，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一路过关夺隘。
宇宙的一切都是按因果规律来发展的，有善因必有善果，如果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事事从自己利益考虑，一有得失之心，事情就不会感通。因此，重要的是把得失之心放下，为所当为，事情就会成功。它靠我们的感觉力，即感应觉悟；它不是知识也不是经验，而是一种直觉，是一种调动自己潜能来求得事业成功的力量；它不受各种条条框框和各种成见的束缚，它有一往直前战胜困难的能力。
《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可变的、有生灭的事物和现象。红尘滚滚，功名利禄时时诱惑着你，只有看破，放下得失之心，你的心才能不受它的诱惑，不起贪嗔痴。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一份清醒，一份觉悟。然而人们健忘，常常沉迷于温柔乡，以为这是长久的，是牢不可破的，不知道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所以佛陀提醒我们要时时看到世界的真相，要时时葆有一颗朝惕夕厉之心，这样才会敬畏天地，敬畏生命。人之为人的意义在于为六道众生服务，在于起心动念处想到别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看破宇宙的真相，我们就会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努力开掘，开掘生命的深度和质量，这样才能活出味道。实际上人们往往有很多错觉，你认为消失的、看不见的东西，它却是存在的、长久的；你认为长久的、永远保持的东西，它恰恰是一时的，不能长久。长存的就是道，道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初次和小董相见是在一个市场上。当时有五名残疾人在卖力地演奏，其中有一名大个子盲人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投入，令人震撼。大个子说，他姓董，来自安徽农村，先天性的视力残疾让他永远失去了光明。另外四名演奏者是他的徒弟，分别来自河南和山东，各有不同的残疾，相同的遭遇让这些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1986年出生的小董，成长在一个苦难的家庭。他3岁的时候，父母惊奇地发现他在听村里人弹奏乐器时，居然可以有板有眼地哼哼出来。6岁时，他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便请求父母给他买来一个笛子，他开始自学吹笛，从不偷懒。半年后，他居然可以完整地吹奏出好多首曲子。从笛子，到吉他、电子琴等，他十几岁的时候，自学的乐器表达到了十几种。
为了音乐，小董在12岁的时候毅然离家，在火车上开始了他的演奏生涯。奔波的几年中，他深切感受到自己音乐基础的不足，于是他踏上了去郑州的火车，在郑州的一所音乐学校开始了系统的音乐学习。开始老师根本不收他，一个残疾人能学会音乐吗？但后来老师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残疾的孩子。吉他的压弦，他比老师做得还快，慢慢的老师感觉到了他的音乐天赋，免除了他的学费。在进行了两年系统的音乐学习之后，他告别了老师，回到了家乡的小县城。
他的音乐才华迅速得到当地残疾人歌舞团的赏识，进入歌舞团表演，并且很快有了工资收入。在歌舞团中，他成为台柱子，并教其他演员一些演奏和歌唱知识。在交往中，五个志向相同的年轻人走到一起，他收下了来自山东和河南的这四个徒弟。但是他们在歌舞团中的工资总是很低，甚至无法养活自己。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小董毅然决定离开歌舞团，带领四个弟子在全国演唱赚钱。从那以后，这四个弟子就死心塌地地跟上他了。
一次，小董带着徒弟来到了北方的一座大城市，他们的精彩表演得到市民很高的评价。一位到该市出差的电视台负责人强烈推荐小董去“星光大道”，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小董婉言谢绝了。他深知，如果他离开了，他的四个徒弟就会生活无着。
他们的梦想是，攒够了钱，出自己的专辑。相信他们一定能梦想成真！
不顾自己的荣华富贵，一心为了他人，这是一种心灵的净化与升华，这种心境使他们专注地完成使命与目标。这就是一种道，是一种永恒。
53岁的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患了脑癌，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他利用这仅余的一百天，完成了讲述他的最后时光的日记《追逐时光》。日记中写道：“在我患病之前，我曾认为责任是最重要的美德。在病情确诊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觉悟才是最重要的。”对那些追求财色利的人发出警告：“他们没有真正的动机或明确的时间来中断一下他们正为之奔忙的事情，后退一步，问问他们正在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他们许多人都很富足，许多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他们的需要。为什么？他们扪心自问‘我如此这般，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会如此令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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