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跟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我也顶喜欢吃糖。世上还有没有比糖果还甜蜜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更无从设想。只巴望家里的大人——父亲或祖母——能常常带我到东街的那个杂货铺。杂货铺的掌柜是个半老头儿，瘦长个，脸也是瘦长的，但不枯瘪，总是笑着对人。他好像很喜欢我，见大人带我来了，便亲昵地喊我的小名字，叫我预先捧起手，等他的糖果。他取糖果的方法，也很别致：不像现在的售货员，从玻璃罐子里抓一把放在柜台上，一五一十地数给你，多余的再放进罐子里。他一次只取一颗，直接放到我的手掌上;然后再从罐里取第二颗，还拉长了声音，报着数：“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好!”到此为止，每回都是这个数。我已经很满足，巴掌太小，再多便捂不住了。大人们到小铺里来，好像只为跟掌柜的闲扯：天气冷啦，热啦;雨水多啦，少啦;粮价跌啦，涨啦……，从不说给我买糖的话，全是那位掌柜主动给我的，并且，不跟大人要钱。他多好!遗憾的是，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不是我的舅舅呢?舅舅说是最喜欢我的，他怎么不住到我们东街上，也开个杂货铺，卖糖果……
等我再长大一些，家里便时常给几文让我自己上小铺了。这时我已经知道，那个瘦长老头儿，并不是我的慈爱的施主，他连半颗糖果也不曾白送给我。以前，他一次一颗地放在我的掌心上，还拉长声音报着数，那是数给大人看，报给大人听的;等大人带我出门他就记上帐，到年终一起结算。这使我在品味糖果时，也品味出了，自己不花本钱，便休想尝到甜蜜;朦朦胧胧开始感觉到一些所谓“人情世故”的东西。
对糖的嗜好，我一直维持了很久。到了三十而立之年，看到别人吃糖，我还会暗暗流口水。有烟瘾、酒瘾，照我的情况，应再列上糖瘾。四十以后，对糖才不那么津津有味。五十以后大转变，一些带有甜味的食品，我几乎都对之无动于衷，甚至生厌。而这时期使我吃到糖果的机会，较之过去，偏偏大大地增加了。由于有一种馈赠喜糖的新风，正在社会上兴起，大凡有了什么吉利的事情，诸如结婚、祝寿、增了工资、得了奖状、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生了孩子——特别是生了个宝贝“男胖”等等，等等，当事人都要买些糖果，赠送亲戚、朋友、同事或某些有关人士，叫做“散喜糖”。这种喜糖，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应该说还都在人情事理之常。至于那些因冤、假、错的平反昭雪而散的喜糖，更是该散的;它有一种别样的甜蜜，也更加吃得。有一位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后，一次散给我三份喜糖：一份为表示祝贺终于免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那顶“莫须有”的高冠;一份为表示祝贺恢复了他的原职原薪;还有一份是为祝贺与离婚的妻子复了婚。就像“四人帮”刚粉碎时人们狂欢地扳倒酒坛，点光爆竹，这位当事者也不惜破费地要把他的喜糖散个够。另有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甄别后，从千里外寄来了一包多味糖，并附札云：“廿年坎坷，一言难详，苦辣酸甜，与君共尝。”一般的喜糖，我惟恐自己麻木不仁的老舌糟踏了它的甜蜜，都分给了孩子。这类喜糖，我又怕孩子们的舌本太嫩，品不出这甜蜜所特有的别样或多味，只好全留给自己享用。虽然，这时我已变得很不喜欢吃甜的东西了。
而喜糖中，我还发现有种怪味的。糖，也是本生活教科书，内涵丰富，只在于你如何品味而已。这里且说有位青年同志散给我一袋喜糖，袋袋饰着富丽堂皇的龙凤呈祥和“喜”字图案。
“是新婚之喜吧?”我问。他已够到结婚的年龄，看他那高兴的样子。我自己也觉出这一问是多余的，无话找话说。
然而，他红着脸，回答道：“我还没有对象哩!”
“哪?……”我不解地指着糖袋上那红色的“喜”字。
“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他解释说。
我大吃一惊。他年纪轻轻，家世清白得像一张白纸，历史简单得如一根直线，从没听说他在政治上出过什么大问题。
他见我还没有转过弯来，进一步阐明道：“我入党了!礼轻仁义重，一小包喜糖，意思意思。”
原来如此。按照习惯他该说作“组织问题”解决了，一词不当，也能把人搞糊涂。但我还是替他由衷地高兴，不禁脱口而出：“恭喜!恭喜!”
青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拎包里可能还装有许多袋喜糖，催他赶快散去。我拿起他留下来的这袋喜糖，注视着那个红色“喜”字，忽觉得它跟一般的喜糖不同。这是袋为祝贺入党而散给亲友的喜糖。它通知人们说：有个年轻人，入党了!入的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他为这个党，注入了一轮新血液，增添了一员新斗士。于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呼啸着的红旗!出现了闪耀着金光的镰刀、铁锤!出现了紧握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的高举着的拳头!出现了雨花台!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烈士们如星斗般高昂的头颅!……出现了“四人帮”的黑牢!张志新被割断的喉管!血!……鲜花般怒放的血!火花般怒溅的血!……横倒在草地上的尸首!……营营的、成群成团嗜血逐腥的苍蝇!……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飚为我从天落!
我激动地冲门而出!我要唤回那位青年同志，告诉他，我只应祝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第一句祝贺是这样，第二句祝贺是这样，第三句仍应是这样。我完全不应说那句“恭喜!恭喜!”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世俗的应酬，作为赠给一个新入党的同志的祝贺，是一句十足的昏话。我还要请他原谅，允许我奉还这袋喜糖。因为我已经闻得出这糖的味道不太正，有一种怪味，我咽不下这种怪味的甜蜜。入党后的第一个行动，干么要急急忙忙地散喜糖呢?喜自何来，甜在何处?莫非以为入了党便权力在望，而有了权便有了一切?这可真是一厢情愿的甜蜜的事业啊!
青年同志已经去得渺无踪影，而一闪念间，我又惶惑了。参加共产党是不是件大喜事?是的。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喜事喜办?别的喜事你不反对散喜糖，独独反对这一桩，是何居心?只这反口一问，便将我自己问倒。罢罢罢!承蒙人家瞧得起，才散给我喜糖的;却之不恭，他好散，我就好收，管这糖有没有怪味。
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幸又了而未了。以后听到了一条不算太新的新闻，说是某地开党代会，当代表们井然有序地走向票箱，为选出党委成员投下庄严的一票时，会场上奏起了轻松愉快的广东音乐《步步高》。顾名思义，这是预祝当选者步步高升的意思。这却又使我回想起那位青年同志因入党而散喜糖的事情，风气使然，我有些错怪他了。但如果某些党员、某些党组织——就算这只占整个的极少数——那么热衷于“人往高处走”;群众呢?群众就那么甘心自己热衷于“水往低处流”吗?
愿今后不再有人散这种怪味的祝贺入党喜糖;党代会上也不再听见高奏《步步高》!这本是一支轻松愉快的乐曲，应用到这种场合，就变得怪声怪气了。
一九八一年春节之夜，仪征
(1981年《钟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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