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子湾的桥上，在左边的石栏杆底下，有一个卖花生的。
除了雨天或者落雪的时候，不得不带着一顶破伞子，手挽着一个竹篮，跑东跑西的叫卖以外，他都是坐在那条石栏杆底下，地上铺了旧报纸，把花生分成一堆堆的，守候着主顾。
他很蠢，不大会兜生意，成天呆坐在那里，也不跟着人家尖着嗓子响亮地叫几声，简直像尊不开口的菩萨。
“三个铜子买一堆!”
看到有人在面前走过，有时他也动一动嘴唇，可是声音小得只有他自己听到。他卖的花生并不算贵，可是在这儿，连吃花生也像成了过于浪费的闲食。因为生意清，坐着无聊，他不断的把花生分堆，有的六颗，有的八颗，也有的十颗;有几天他从家里带出来几百颗花生，分来分去的分到晚上，竟没有少去一颗。
附近全是穷得连饭也吃不起的江北人，他们蚂蚁似的麇集在小河上的小船里，成天运粪运煤运草纸，抽不出一点空闲。靠铁路，在那一片潮湿的洼地里，是他们住的鸽子棚，茅草屋顶，黄泥墙，飘飘摇摇的，经不起一阵风吹。火车飞过的时候，那些茅屋顶上就积上了一层煤灰。这些茅屋的管家妇，全丢了家庭上工厂去，她们的儿女却全在街头巷尾掘煤渣，拾废纸，捡破瓶破管，虽则有些还是穿红裤子的小子，在工作上却已不能小觑了。
这儿的龌龊尤其惊人，桥上街上公路上全是成天疾驰着公共汽车，野鸡汽车，扬起了满天的尘雾。小河蒸发着臭气。远远地，在那片荒芜了的矿场上，你还可以看到无数露天的茅厕，无数朝天的，发亮的屁股。
“三个铜子买一堆!”
有时他也比较大声的喊，想多挣几个铜子，结果，却是徒然的。他也曾减价，三个铜子卖十五颗，或者二十五颗只要四个铜子，但走过去的人只是望望，摇摇头，仿佛这几个钱，也是他们负不了的重担。他们全是贫苦而且匆忙的。如果有谁袋里时常放几个铜子，而且有暇站到桥上来剥花生壳，去花生衣，吃花生肉，那才是稀罕。
卖花生的一天坐着，一天闲着，像尊不开口的菩萨，有时却也闷得慌的找人家谈天：
“我真不懂为什么这样没有生意!”
“不吃花生倒没有什么，没有人剃头才奇哪!”
回话的是个头上盘着一根小辫子，耳朵上还挂着一只铜耳环的小子。他一早就带了一个安着面盆的木架子，带了从他父亲手上传下来的剃刀，耳刷子，到桥上来剃头，生意自然也是冷清得可怕。
“剃头吗?嗯，这些江北人也不见得需要这个!他们一年剃得几次头?你老兄真好想头——而且做你们这种鸟生意的，也实在太多!”
的确剃头的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安着面盆的木架子旁边，坐着一样油腻，一样褴褛，一样身上疏疏落落地落满了黑头发的人。
“那末你的花生更没有人吃了。”“好像……却也不见得!……”
听到这沉闷的谈话，坐在不远的一条皮凳上面，一个成天笼着破袖子的补鞋匠，突然的插进来说：
“到我这儿来补鞋的人，也是很少呢。”
“那是当然的——”卖花生的很忧郁地说，“这儿江北人能够穿鞋子的根本不多!”
“可是……”
补鞋匠还想再说，仿佛要强辩似的，但他看到他们的忧郁的脸，也只得沉默了。其实他也明白的，在这个贫民窟里，不但吃花生，就是剃头补鞋子，也一样的是可以节省的浪费。
(1938年上海北新书局《稻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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