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京到下关的火车上，遇见一个朝鲜人和他的妻。他的面貌，和气中含着刚强，两道剑般的眉毛，时时露出英爽的气概。他的妻眉目清秀，年纪大约只二十三四。
夜深了，车儿仍不住隆隆地前进;车子里的乘客，都露着倦容，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在那里作旅行的梦;车窗的外边，黑漆漆的看不见一颗星斗，四面乌云堆积着，细雨丝丝，敲着玻璃窗，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虽也闭目养神，只为了这种种摧人心肝的雨声，弄得心烦意乱，无论怎么镇静，总是睡不着，无奈何只好睁开眼睛，对着那些乘客怔望，但是看着他们睡觉，更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躁!
行箧打开了。看着这本小说，觉得没意思;再看看那本杂志，也一样的没意思;加着不解人意的风雨，一阵阵大起来，啸啸呼呼的声音，更弄得寸心无主了!
他忽然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了，看见我那种寂寞怅惘的神气，便走过来，和我招手。他用英语和我说，“我很荣幸得见你，和你完全的同伙!”后来他又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告诉他，到了下关，以后要乘船到釜山，由釜山奔京城——他听了很惊喜地道：“呵!好极了!我也正要到京城去，我家就住在那里，”又指着那少妇说：“她是我的妻。”我们招呼了，就此谈论起来，岑寂的长夜，不觉得过来一半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后来渐渐谈到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来，不过这问题，是不能在车上任意说的，因而我们两人都拿出笔记本来，接续着笔谈起来!
“去年独立运动经过情形怎么样?”
“唉!可怜!竟死了我们的同胞十万人……但朝鲜人总不只十万……”
“你们今后的宗旨怎么样呢?”
“女士!我不瞒你说，我尝受铁窗铜栏的监狱生活，已经四次了!最近一次，共关了四年，在那些满面泥垢、容貌憔悴的囚徒当中，我渐渐和他们握手，作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也觉悟，今后所应作的事情，就是求最后的光荣……
“去年四月间，我的刑期满了，我乃得看见天日，然而我更相信：未了的残生，除了求恢复人格——最后的光荣——是我们唯一的宗旨了!”
“你们不打算恢复你们的国权吗?”
“朝鲜同胞所受的痛苦，是意志的不自由，是个性的被戕贼，朝鲜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那万恶的威权，只是人类应有的自由，恢复国权——有名无实的国权，于我们的前途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你们的计划有把握吗?”
“详细的计划，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至于我们的决心，就是恢复我们的人格自由。女士!你知道吗?现在的朝鲜人，在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生趣!精神的粮食，早就干竭了!前途的微光，早就销灭了!
“这不足轻重的形骸生活，不久我们都要为‘最后的光荣’而牺牲了——朝鲜有志的人，若果能作一个为朝鲜民族恢复人格的流血志士，便是朝鲜人唯一的光荣和希望了!”
“你们觉得现在世界的趋势是怎么样?”
“不必问趋势如何，我们知道，在这种灰色生活的旗帜下的世界，无论他表面的高调是唱得如何响亮，或者是已登了天国，而实际受残害的民族，仍不能自然的由虎口里解放出来，我们对于这种的环境，只有抱绝大的牺牲去奋斗，朝鲜人是不怕死的!”
他正要再往下写，有几个乘客已经睡醒，他们多事的张望，不得不打断了我们的笔谈。他叹息了一声，仍慢慢地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去。我无聊赖，只隔着窗子往外看。满天阴霾，雨还是不住地向下洒，淅沥的雨声，和隆隆的机声，互相应和!凄苦的调子，使我脆弱的心，又受一层打激的悲苦了!
(1922年《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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