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观。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槐垂御沟道，柳缀金堤岸。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高歌梁尘下，瑟荆禽乱。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忽寄灵台宿，空轸及关叹。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
刘峻就是以注《世说新语》而著名的刘孝标，孝标为其字。梁武帝雅好文学之士，多加超擢，唯孝标为人不肯随众浮沉，故颇受武帝之嫌，终不获任用。孝标晚年隐居时，曾自我评价，有“节亮慷慨”之语。本诗从内容看，当作于孝标早期，但其中轻富贵、重志节的精神，也当得起“节亮慷慨”四字。江州，今江西九江。石头，即石头城，南朝国都建康(今南京)边上的卫城，因其紧傍建康，后世多以代指建康，但在六朝时，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
本诗明显地分为两段，前十二句为一段，写建康(诗中以“洛城”即洛阳代之，系南朝人常用口吻)的宏丽繁华。首句“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观”，笔力颇健。诗人由江州还入石头，故取水路。船桨奋力鼓动，拍击波浪；坐船高浮水面，飞速前驶——身在大江之上，能有如此感受，则这位翘立船头，放眼远望的诗人，自是意气洋洋、襟怀浩阔，他可不是那种一见巍巍帝阙就战战兢兢、伏拜礼赞之徒！起句有此气势，下二句“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便为之减色不少，不论建康的风貌多么繁盛、城楼多么高大、远远地伸进半空的云雾，它毕竟已是诗人的眼底景观，无法叫人肃然起敬。非但如此，连下文八句的铺张形容，也一古脑儿成了诗人笔底游戏之物。这起句笼罩了诗的上半幅，遥接“我思江海游”以下半幅，非胸间大具气象者不能道得。以下笔触伸入城中。“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槐垂御沟道，柳缀金堤岸。”一门一馆都是汉代长安地名，这里借来陪衬帝京的威严，不过“前望”、“斜瞻”，仍置于诗人“延睇”所及，抖不出大威风；御沟、金堤，一蕴皇家气息，一显坚固华美，但也是古已言之，算不得诗人心声。槐之下垂，柳之连缀，风物渐有生气。“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高歌梁尘下，瑟荆禽乱。”晨风，即鹯，鸟名。瑟，调紧瑟弦。“高歌”句用汉刘向《别录》故事，鲁人虞公清晨高歌，声动梁尘。这四句前联笔调流利轻快，后联气氛喧闹热烈，都是极意夸张饰说。京都的通衢大道、朝宫集市上，快马如晨风飞趋，轻车如流水四散；京都的深宅名园、酒楼茶肆中，处处可闻震落梁间尘埃的高声放歌、唬散树上百鸟的急弦快弹。诗人是在描绘帝京盛容么？诚然也；诗人是在赞羡这盛容么？不然也。车水马龙的川流不息中间，还不是达官显贵争名逐利的奔竞占了太半？沸天动地的歌舞弹唱前面，还不是贵戚子弟纵情声色的嘴脸居了多数？这里岂容人洁身自好？直道君子又岂肯在这里下足？
于是乎，“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奇句振起，别开生面。“江海”二字，呼应首句“大川”，使诗又现阔荡气象。江海之志，照庄子的说法，便是遁世高隐之志，诗人志趣在此，又何曾留意那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把戏？“朝市玩”三字，使前面八句中的种种宏丽、处处繁华顿时变得黯然无光、可笑可卑，痛快之至。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那宏丽繁华写出来，只是供诗人不屑一顾用的——何等高妙的构想！接下六句，诗人连用五典，表露心志。东汉第五颉为谏议大夫，因洛阳城中无居所，只得寄住城外的灵台(天文台)，“忽寄灵台宿”是指诗人到石头城，“忽”字有惊怪、意外之意，可见这番前来非诗人本心。老子西行入秦，及关(当指函谷关)遇杨朱，仰天而叹道：“始以女(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空轸及关叹”即用此典，轸，悲。诗人已到了建康门口，惟恐再踏进一步，便被名利场所污染而无可挽回了、便成了“不可教”之徒。“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楚王以重金聘齐国高士陈仲子，仲子携妻逃去，为人灌园；东汉梁鸿(字伯鸾)因作《五噫歌》得罪汉章帝，逃入吴地为人佣工。以上四句连读，则诗人身虽在石头、志却在归隐，决不愿厕身京城、混迹朝列的意向，已极明白。然而，诗人还怕辞不达意，因此卒章又加重语气，直言无讳。“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典出《战国策》中著名的庄辛说楚襄王故事：黄雀“俯噣白粒，仰栖茂树”，自以为无患，却不知公子王孙的弹丸正对着自己的脖子，要打下它来用醋、盐烹了吃掉！身临帝阙，扬才露己，被圣天子招揽，立朝显名——这正是隽俗之士梦寐以求的结局，诗人却视之为中弹毙命，避之唯恐不远！“何能”二字，足证诗人信念之坚决，了无回旋余地。其语气之截然，与首句的强健有力正遥遥相映，是以全诗以此结束，便觉壮气一以贯之，势头始终不衰。
这首诗，辞采不可谓不华茂，语意不可谓不流走，对仗不可谓不整齐，用典不可谓不工切，齐梁诗人的长处，并不见缺少。但全诗读来，却觉得回肠荡气，与一般观念中的齐梁风格全然不同。孝标幼年被掠入北魏，二十来岁时始归南齐。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气质中兼有北方人的刚烈、慷慨，以至于发而为诗，也自具一种当时南方文士所罕有的梭梭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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