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在阮籍那个时代里，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在思想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由怀疑而不满，阮籍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礼法”是“束缚下民”的可怕又可恶的东西，他们所鼓吹的那些神圣的原则不过是“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见其所著《达庄论》)。因此，他不愿为这些原则奉献自己，但又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这使他的诗歌经常显示出一种焦灼的情绪和悲观的色彩。本诗也是如此。
古代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意思是：桃李虽然不会说话，无法为自己宣扬，但总有许多人前去观赏它们的花朵，采摘甘美的果实，其树下自然而然地会被人们踏出一条路(“蹊”)来。此诗的前四句说：在东园的桃李这样的嘉树下，曾经聚集过很多的人，热闹非凡；但当秋风吹得豆叶(“藿”)在空中飘荡时，桃李就开始凋零，最终便只能剩下光秃的树枝了。
由此，诗人领悟到了一个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华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厦，不久就会倒塌，而成为长满荆棘、枸杞等植物的荒凉之地。——这就是第五、六句的诗意。
既然如此，眼前的功名富贵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没有当前的显赫，也就不会有未来的没落的痛苦吧！所以诗人在其后的四句中又说：我不如赶快离开这个名利场，骑马到西山去隐居；这样做虽然要抛妻撇子，但在这个世界上我连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对妻子恋恋不舍？
然而，这难道是一条可以使人生获得安慰的道路吗？从名利场逃避到山野，也不过是使自己从园苑中的桃李变为荒郊的野草罢了。桃李开始凋零时，野草虽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严霜覆盖在野草之上，野草不也就完结(“已”)了么？在此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就又轻易地否定了他自己找出来的解脱之路。
所以，从此诗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人生实在太悲哀了。目下的繁华固然预示着他日的灭亡，但舍弃了繁华又何尝能逃脱灭亡的命运。那么，解脱之路到底何在？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诗人从桃李初盛终衰这一日常现象开始，一步紧一步地揭示出了人生的脆弱和空虚；他考虑到了可能的退路，然后把它堵死，于是使读者真切地感到了绝望的恐怖。在这样的揭示过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诗人自己的情绪也越来越焦灼和悲观。
其实，个人的生命本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只着眼于自己，就永远不能获得生命的寄托，把握人生的意义。换句话说，就个人而言，生命的寄托本在身外。然则阮籍又何以如此苦闷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神圣的事物(包括在当时被传统的价值观念所肯定的一切神圣的事物)，对阮籍来说都已失去了神圣性，他并不以为把自己的生命与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使生命获得价值；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远比这些东西贵重，但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转瞬即逝，所以他不得不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深重悲哀之中。就这点来说，阮籍诗歌中的悲观其实包含着对封建意识扼煞个人的某种朦胧的不满。
当然，阮籍的那个时代是个恐怖的时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不少士大夫遭到残酷的杀害。阮籍自己的处境也并不好。他对这样的政治现实是憎恶的。所以，他的诗歌不能不含有对政治现实的反拨。以本诗来说，“去上西山趾”的西山，乃是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隐居之所，他们因反对周武王伐纣，就在西山采薇而食，以表示自己不与周政权妥协，不吃周朝的粮食。阮籍说要到西山去隐居，可以被解释为不愿与当权派合作而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但根据一般的封建观念，伯夷、叔齐所做的乃是使自己万世流芳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正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但阮籍却仍然不能从这种行为里得到任何安慰，却发出了“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的深沉感喟。所以，他的诗歌绝不只限于对政治现实的反拨，更体现出对于人生价值的新的求索；这后一个内容乃是在那以前的我国诗歌中所从未出现过的新东西。在研究他的诗歌时，如果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那就未免成为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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