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南朝刘宋王朝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虎视眈眈。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十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统兵马大举攻宋，直至长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后遭到宋军猛烈抵抗，才于元嘉二十八年(451)正月被迫撤军。当时刘宋首当其冲的将帅是任南徐、兖二州刺史的征北将军始兴王刘濬。元嘉二十七年，鲍照三十七岁，早已在始兴王幕下任国侍郎，随任在京口(故址在今江苏镇江)。次年北魏兵退，他还随同刘濬至江北。因此，史料虽无明文记载鲍照曾直接参与此次军事行动，但从上述经历测想，他至少应当是自始至终了解这场抵御北魏南侵的激烈战斗的。他的优秀乐府诗《代出自蓟北门行》，作年现已不可确考。据诗中抵御侵略誓死报国的内容、有关节令，联系上列史实来推断，说此诗作于这一时期，是有可能的。当然，诗是拟作，借言的是前代朔方郡战事，所以诗中写地理风物等不无想象因素，与现实战争有相当距离。但就此而断言此诗的写作全凭想象纯属虚构，恐怕并非笃论。
这首诗叙事成分虽较多，但侧重点却在于篇末抒情，是画龙点睛式的结构。其内部层次可分为三。
前八句为第一层。发端四句写边境传警，朝廷调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发唱惊挺。“羽檄”，插上羽毛的书简，象征十万火急，传递疾如飞鸟，后世衍为鸡毛信。“烽火”，古代边境每间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座烽火台，台上桔槔置薪，如发现敌情即“昼则举烽(烟)，夜则举火”(《墨子》)以报警。《风俗通》载：“文帝时，匈奴犯塞，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是此诗“烽火”句所本。诗前四句都用“×·×—×—×·×”的结构，节奏短促均匀，音调急骤铿锵，像鼓点，像号角，动人心魄。各句句中都镶嵌一个动词，依次奏出“起—入—屯—救”一部四层次的快速进行曲。动词后各带一个地域性宾语：边亭一边境上的亭堠，用以守望敌人的哨所；咸阳一秦朝国都，后借以泛指京城；广武一古代屯兵之所，在今山西代县西；朔方一郡名，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黄河以南之地。四幅画面转瞬即逝，在动态中把战事初启的原委、地点、行动等紧张情势交代得清清楚楚，层次井然。
接着四句进一步写形势严峻。秋高马肥，正是敌军入侵之最好时机。“筋竿劲”，谓弓箭坚利。“精且强”，反映虏军强悍和训练有素。两句写敌方军容威武，兵临城下，咄咄逼人。敌方要进攻，我方呢？“天子按剑怒”，写得声威赫然。天子震怒，频遣使者往边境督军催战，此处用《史记》的典故：“贰师将军请罢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辄斩之。’”表示坚决抵御的决心。双方剑拔弩张，形成强烈对照，预示战争风暴不可避免。
以上八句是敌我形势总图。诗用跳跃式镜头，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战争机器刚发动时错综复杂的情景，散而不乱，像是很高超的蒙太奇手法。
中八句为第二层。上承“分兵救朔方”句，写我军跋山涉水向边关挺进。在艺术表现上，它呈流动式，画面比较连贯，节奏稍为舒缓。这是因为它的叙事已趋单一，而且较多地揉入了写景抒情成分，因此与首八句的跳跃促节有所区别。
巧妙的是，“雁行”四句的结构与前文“羽檄”四句完全相同，也是中间一字用动词。所不同的是动词的声调。前面四个动词，除“屯”属平声外，其余三字都属险急的仄声。这里四个动词刚好相反，除“度”是仄声外，“缘”、“流”、“披”三字都属舒徐的平声。这一有趣差异并非偶然，它正透露出语音的缓急与所写内容必须相适应的艺术诀窍。
“雁行”、“鱼贯”，这里用以形容行军的整齐有序，既表现出军纪严明，又反映了征途艰险。“石径”，高山上陡峭曲折的羊肠小道，一个“缘”字，刻画了士兵们在翻越险峻山路时那种屏声敛气、小心翼翼、步步留神的紧张心态，相当贴切。“飞梁”，凌空飞架的桥梁。过桥梁比缘石径相对来说要坦易些，一个“度”字体现出行军的力度和速度。“箫鼓流汉思，旌甲披胡霜。”写军中演奏的乐曲流露出对汉土的思恋，而旌旗和铠甲已蒙上了胡地的寒霜。真是离家日以远，风景已全非。“汉思”出自“箫鼓”还是出自人心？“流”字语意双关，使两者泯不可分。它不仅传达出乐曲的质感、流动感、渗透人心的魅力，并且赋予无形的“汉思”以剪不断的流水般缠绵哀婉的形象，极其传神。下句的“披”字，由于带拟人色彩，也远较“沾”、“盖”等动词更胜一筹。四句末“胡霜”一词，暗暗点出军队经过长途跋涉已抵达前线，为转入下文描述边塞风光作了铺垫。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写狂风与飞沙走石的荒寒景象。环境的恶劣，衬托了从军生活的艰苦。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力作《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情景与此仿佛。“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得张。”由于严寒，战马蜷缩着身子，马毛根根直竖像刺猬的刺一样坚硬，这个细节描写既真实，又夸张。《西京杂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蜷缩如猬。”当是诗之所本。在此严寒中，将士的手被冻僵，连角质的弓都难以拉开了。“疾风”四句情景如绘，正如朱熹《朱子语类》所赞赏的：“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峻健。”
前八句写“分兵救朔方”，中八句写行军至朔方。路途之艰难险阻，边塞之荒凉严寒，将士之勇武精神与怀乡之情，都在中八句画面中自然流出。音调深沉苍凉，与曹操《苦寒行》有共通之处。沈德潜评“明远能为抗壮之音，颇似孟德”(《古诗源》)，可谓知音。此诗叙事断面截取至此戛然而止，一场白刃相交、血肉横飞的恶战，留给读者去想象和再创造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它双承一、二层内容，收束提炼并升华为赴边将士忠君报国战死疆场的誓言，点明题旨。它的爱国主义壮烈情操与屈原光辉名篇《国殇》诗的精神境界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反映将士的共同心声外，这四句也是诗人志向抱负的表白。作为“北州衰沦，身地孤贱”的鲍照，在看重门第的刘宋王朝，一直郁郁不得志。对这种忠奸不分、良莠莫辨的政治现实，鲍照扼腕悲愤而又无可奈何。此诗“时危”、“世乱”方能鉴别忠良，以及渴望“报明主”等内容，正是他备受压抑报国无门而喷发出的炽热感情的体现。
《出自蓟北门行》在《乐府诗集》中属《杂曲歌辞》。它的题材，本是一首歌唱燕、赵佳人的艳歌。正如朱乾《乐府正义》所说：“自鲍照借言燕蓟风物及征战辛苦，竟不知此题为艳歌矣！”可见鲍照在乐府诗领域的开创之功。钟嵘《诗品》称“鲍照戍边”之作为“五言之警策”，方伯海论此诗说：“写出一时声息之紧，应敌之猝，师行之速，短篇中气势奕奕生动，真神工也。”皆非溢美。这首诗，连同诗人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成为唐人边塞诗的滥觞，影响所及，源远流长。它给予李白的影响尤大，李白同题诗有“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夜”、“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等句，熔裁递邅的痕迹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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