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金圣叹
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年五十有三矣。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殁，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觊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没，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忽童子执尊书至，兼读《葭秋堂五言诗》，惊喜再拜，便欲拏舟入城，一叙离阔。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尔更见迟留。因遣使迎医，先拜手上致左右。夫足下论诗以盛唐为宗，本之以养气息力，归之于性情，旨哉是言！但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疏解》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真坐不读书耳。足下身体力行，将使盛唐余绪自今日废坠者，仍自今日兴起。名山之业，敢与足下分任焉！弟人瑞死罪死罪，顿首顿首。
——《抱牍山房集》
清初诗人嵇永仁是圣叹的朋友，也是圣叹的崇拜者，故其《葭秋堂集》，亦以得圣叹评论为荣。此序表现了圣叹在拘守陈规旧例的封建文士的包围中，或被称为“立异”，或被诬为“欺人”，所谓“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显然，这不只是由于他主张“疏解唐诗”(即主张对七律分解为前后两截，把每四句看作一解，由前后两解合为一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殉难之前二十年评改过家喻户晓的《水浒传》，又在分解唐律诗之前数年，评改了《西厢记》。此两书都是在圣叹的评改加工之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起到了发聋振聩作用。因此，同郡的名士归庄(字玄恭)竟诋金本《水浒》为“倡乱之书”，金本《西厢》为“诲淫之书”。
可贵的是，圣叹虽身处逆境，却并无沮丧退缩情绪，而是勇往直前地追求真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批著将藏之名山，垂诸久远，而拘束于陈言的正统文人之作，虽欲不湮没，又岂可得？
读《葭秋堂诗序》还使我们想到：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宇宙无限，人生有涯。于是齐景公登牛山而悲，孔仲尼临洙泗而叹。于是，诗人们唱出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令人气短的诗句；哲学家则发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的直面人生的感喟。享乐派认为“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之主张“且趋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功利派则认为正因为“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必须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庶几与天地同寿，日月齐光。孔子因之主张“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大约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已确立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二十四年》)的价值观。对于大多数文化人而言，立德、立功这两条道路很难走通，于是，像司马迁那样地发愤著书，“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语)，成了身处逆境而有真才实学的古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正如司马迁所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千百年来，这段名言不知震撼了中国多少知识分子的心灵，激励他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奋力拼搏！
圣叹所从事的著述，虽然和司马迁所贡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皇皇大著有小大之别，但他那“不甘便就湮没”的忧患意识，那含泪而为的名山事业，以及“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的遭遇，又是多么酷似当年的司马迁啊！司马迁和金圣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名人，《报任安书》和《葭秋堂诗序》则曲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压迫下的忧愤著书以图流传后世的共同心理，写出了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下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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