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归治装，箧中得亡儿旧函·黄节

南归治装，箧中得亡儿旧函·黄节
风飘残雪沪江干，忆汝家山骨未寒。
万里沧波无梦到，一缄尘迹隔年看。
只馀母妹平安语，信有诗书付托难。
谁谓《北征》愁杜子：瘦妻痴女尚为欢。

此诗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作者时三十五岁，只身旅居沪上，主编《国粹学报》。是年阴历四月，得广州来电，知子绶华暴病而卒，即治装南归，此诗当作于是时。诗初发表于《国粹学报》，后收入《蒹葭楼诗》集，有较大改动。

首联紧扣诗题，云“风飘残雪沪江干，忆汝家山骨未寒。”诗人在沪寓治装南归时节，正是春寒料峭之际，沪上江畔，尚有寒春风吹之冬尽残馀之雪，寒意正浓，刺骨厉心。此句写寒风残雪，较之初稿的“晚来风雨”，更能渲染孤寒凄寂的气氛，写出诗人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与心境意念。第二句亦切诗题。发现亡儿“旧函”，自然更要痛思爱子，此时儿在家乡新丧，尸骨尚有余温，岂不令诗人悲痛欲绝！上下两句，更以对比之笔，极写思亡儿的哀痛：儿是新亡，骨犹未寒；己居沪上，获知噩耗，却已深感寒意逼人。“风飘残雪”，令人身寒，正是诗人心境凄凉的委婉表达。失子之痛，犹在此“未寒”与已寒的两两对照中，强烈地反映出来。故定稿所改，自有匠心。

至颔联两句“万里沧波无梦到，一缄尘迹隔年看，”是对第二句“忆汝”之悼的深化。从上海到广州家乡，相隔万里沧海，亡儿幽魂，也不能入我梦来。诗人此句所写，是惊感丧子突然与惶惑，似不信儿亡。同时，此句还含有另一层意思，表达着对亡儿的一种愧疚之情，以为儿在母膝之下，自己关心不力，故未成梦，不料儿已亡故，愧悔痛惜之情，于此中婉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下句，梦虽未成，儿信仍在，见物思人，益感悲摧。“一缄”书信，今为“尘迹”，却仍牵动心扉，目睹今日手捧之“旧函”，犹如亲见昨年的爱子。所谓“隔年看”，是惜爱子之亡于不忍，见遗存之旧函，作“隔年”尚活在人世的儿子相看待，但是，毕竟旧函乃隔年之物，爱子确以亡于眼前。思而再思，痛而又痛，益见诗人失子之痛。

颈联两句，先荡开一笔，谓今“只馀母妹平安语”，子已亡，虽妻、女尚在，聊可告慰；但“母妹”来信，只报寻常的家室平安语，无论诗书学问，事业志向，故痛感“信有诗书付托难”。旧时知识者讲究家学渊源，望子继承己之道德文章，如今儿竟先已而亡，己之未竟之业、所怀之志，将难以付托后人为继。对于一位严肃的学者与诗人如黄节，无有比中年失子，“诗书付托难”，更为悲哀伤痛的了！此真学者痛子的深情，而非俗流可伦比。上句初稿作“只余忧患侵寻老”，过于为失子而显得情绪消沉，太多暮气。于今改定稿，既合亲情之念，又能突出己之怀抱之志，从一己之家事忧虑中，升华到学问事业的大事上写失子之痛，显得情感深沉、格调高亢，诗意的境界大为廓大了。

尾联两句，全删初稿“今日南归更何意，萧疏松菊不胜残，”而改定为“谁谓《北征》愁杜子？瘦妻痴女尚为欢。”这一改动，不仅大大深化了诗意，而且使境界大为升华。初稿两句，过份泥于一已之哀，眼界狭小，有随俗哭子之嫌，且以“萧疏松菊”形容自己为失子而心残形秽之状，亦欠得体，又不合节令时景，于全诗形象未谐，远不若改定稿之含蓄深切。杜子，即杜甫。杜甫官左拾遗时，曾归家探亲，作《北征》，记述途中所见安史乱后的战乱残迹，民情困顿，发抒忧国忧民的情思；亦写归家后所遇家室贫困、妻女苦况，国忧家愁，集于一诗。但人说杜甫《北征》中有深愁，诗人则谓不然，毕竟老杜还归家团聚，得到了“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的亲情欢愉。诗人改定此两句，表面上是说，杜甫并无丧子之痛，故归家见妻女，能得欢乐；而我则不然，归见妻女，一齐痛悼亡儿，何欢之有？但从更深处想，诗人有意提到《北征》，似也是以诗中所记所述所感之忧国忧家、民忧家愁，比照此番南归，并警策自己不为一子之失而过悲，以至弃家国之忧于不顾，毕竟妻女尚在，家室团聚，聊慰哀思，亲情与前程，当自责以重。此杜甫《北征》一事之用，廓大了全诗意境，诗的格调亦随之深沉而高昂多了。

本诗写得极是本色，纯以真情动人，但也步骤中程，格律谨严。黄节为诗，亦一如其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诗两稿，定稿显然比初稿更具诗意、语言也更贴切：两相参看，可见诗人的锤炼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