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是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主人公。她本姓周，山西大同府人，只因家境贫寒，被卖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乐户”苏淮家，改名苏三。 “玉堂春”是其艺名。
娼妓，是伴随着婚姻制度的确立而派生的附加物。在我国原始社会后期，性关系逐渐受到限制，女子日益成为男子的一种奴隶或财产，娼妓始萌生于社会。后随着历代统治阶级享乐生活的需要，它历久不衰。直至宋、明时代，此风尤甚。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书在叙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娼妓制度时说：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玉堂春，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可怜”而富于反抗精神的妓女形象。
玉堂春姿容美艳： “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雅淡梳妆偏有韵，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数尽满院名姝，总输他十分春色”，被苏淮夫妻用八百文钱买进“乐户”，视为一架活的赚钱机器。小说第一次提到“玉堂春”之名，出自于南京城内东华门前酒店中的酒保之口。他向客人介绍苏淮“乐户”时说： “他家里还有一个粉头，排行三姐，号玉堂春，有十二分颜色。鸨儿索价太高，还未梳栊。”寥寥数语，说出了玉堂春在苏家真实的生活处境。她虽有着如花似月般的容貌，但只是一个由主人待价而沽的“粉头”。这种屈辱的地位与她美好的青春年华恰成鲜明的对照。一个焕发着生命活力的妙龄少女，正当编织幸福的理想梦幻之际，却掉进了封建制度的染缸，人的自由被垄断，个性被摧残，犹如商品一样，受人左右摆布。在“家家品竹弹丝，处处调脂弄粉”的卖笑生涯背后，真不知流淌着多少少女辛酸的血和泪!
王景隆是礼部尚书王琼之子，俊逸潇洒，风流倜傥，父亲留他在南京读书，以博功名。家人王定，四处讨帐，三月余累积了三万多银两。他有了钱财，自以为有了寻花问柳的资本，竟做起桃花梦来。听了酒保对玉堂春的介绍，他自当“留心”，不顾王定的劝告，径到春院胡同寻觅玉堂春玩乐。王景隆自恃父亲是当朝的礼部正堂，官势显赫，身边又有三万家财，实力雄厚，嫖狎一个小小的玉堂春易如反掌。鸨母开口要一百两财礼，他说：“一百两财礼小哉，学生不敢夸大话，除了当今皇上，往下也数家父。就是家祖，也做过侍郎。”这番颐指气使的话，在欲索高价的鸨儿听来，不啻是财神菩萨再世。她一改扭捏作态为趋附奉承，亲自去叫玉堂春出来接客。
玉堂春沦落风尘后，常哀叹命运的不幸。她借生病来辞客，是当时许多青楼女子抗争不幸命运的一种手段。但在世风的薰陶，尤其是鸨儿的调教下，玉堂春已逐渐沾染了依攀高门、贪利图财的习气。她在小说中的正式登场，是在房中与鸨儿的对话。在她出场前，小说已通过诸种艺术描写，众星拱月般地为她的“亮相”作了充分的渲染。这种“不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艺术表现方法，有利于表现玉堂春不同凡响的鲜明形象。小说描写玉堂春听鸨儿说“三姐，我的儿，你时运到了!今有王尚书的公子特慕你而来”时，由托病辞客改而“低头不语”。当鸨儿叙说： “王公子好个标致人物，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你若打得上这个主儿，不但名声好听，也勾使一世受用。”玉堂春心有所动， “即时打扮，来见公子”。见王景隆果然“眉清目秀，面白唇红，身段风流，衣裳清楚”，她心中十分喜欢，在一番开怀乐饮以后，殷勤服侍公子上床， “彻夜交欢”。玉堂春的贪恋王景隆，或许是出于年轻女子的情欲，她已是豆蔻之年，在相遇风姿俊雅的风流才子王景隆后，长期郁积的对异性的渴求之情感迅速升华，一发而“倒凤颠鸾”;或许是仰慕王景隆的名门贵族家世和数以万计的金银珠宝，这对一个生活于社会最低层的孱弱女子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一个人生活在世间，谁无幸福的憧憬，尤其是陷身火坑的玉堂春，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急迫得近乎痴狂，以至于和王景隆“男贪女爱”;或许，在苦海中浮沉的她，真的感到“时运”到了，欲借王家的地位和财势，从良改嫁，将终身托付给意中的情人等等，间或诸般兼而有之。小说对此几乎不作任何描述，但从玉堂春对王景隆前倨后恭的态度中，却深刻地揭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透过小说提供的生动画面，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初次相会以及沉湎声色，只是寻常的妓女和嫖客的关系，缺乏爱情的思想基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玉堂春，是一个地道的妓女的形象。罪恶的封建制度，不但摧残了人的肉体，还摧残着人的灵魂。玉堂春的被吞啮，即是一个显例。
光怪陆离的世界，也使玉堂春的情感天地抹上了新的色彩。和王景隆共同生活一年，原先潜伏在她心灵深处尚未泯灭的良知逐渐得到恢复和滋生。尤其是在王景隆财尽落拓，鸨儿翻脸时，玉堂春十分同情他。对鸨儿要她驱逐王景隆的威胁，玉堂春先是“只当耳边之风”，根本不予理睬;继之正言指责鸨儿的“没天理”;最后公开宣称她和王景隆是“从小的儿女夫妻”。小说用较多的篇幅展现了玉堂春对王景隆的情爱。王景隆狎妓一年，固然有着贵族公子玩弄女性的思想动机，但他一心专注于玉堂春的热烈情感，使这位沦落于娼门的女子十分感动。耳鬓厮磨中的情感交流，缩短了存在于两人间由于悬殊的地位而产生的思想鸿沟，成为一对命运与共的情侣。王景隆见玉堂春为鸨儿所打，“心如刀割，慌忙按摩”，表现了诚挚的深情;玉堂春见王景隆两手空空，四处流连，“一递一声”、 “长吁短气”，并亲自下楼盛饭端菜， “泪滴滴拿上楼去”给他吃，流露出无限的温馨。一声“冤家”，一声“哥哥”，倾泻了弥漫于两人心中的不尽爱恋。作者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玉堂春从视王景隆为狎妓者到丈夫的思想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这位被蹂躏和践踏的风尘女子纯正和美好的心灵，鲜明地创造了“这一个”活蹦鲜跳的女性形象。
鸨儿用“倒房计”逐出王景隆，使玉堂春的头脑更为清醒。她在认清了社会世相的种种伪善和奸诈后，对鸨儿的花言巧语再也不抱任何幻想，其反抗邪恶的性格特征也由此而得到了新的升华。她先是“每日思念公子，寝食俱废”，牵挂着他的不幸遭遇;又借“还愿”之机和王景隆相会，定计诓骗鸨儿，演出了假戏真做的那场活剧;最后当众大骂“乐户”主人“图财杀命罪非轻”，是“喂不饱的狗”， “填不满的坑”，排局骗人，买良为贱， “万分无天理”等等。一篇言正辞严的骂词，淋漓尽致地宣泄了玉堂春在地狱般的妓院中所饱尝的人间磨难的痛苦，令人额手称庆。诚然，玉堂春反抗的目标，只是苏淮夫妻，而对制造各种人生悲剧的封建制度和黑暗社会缺乏理性的认识。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她在“骂得够了”以后，又逼迫苏氏夫妻立下“赎身文书”，并挑战性的写上“收过王公子财礼银三万两”，表现了和旧妓院彻底决裂的无畏气概。 “红粉亦英雄”，作者献给玉堂春的这句评语，是其真实而恰当的写照。
和王景隆离别时，玉堂春劝他“用意攻书”，锐取功名， “也争得这一口气”。王景隆回家后，谨记玉堂春的赠言，发愤读书，终于得中金榜，选了高官，后四处寻觅玉堂春。谁知她在鸨儿的圈套下，已被山西来的贩马商人沈洪拐骗至洪同县。玉堂春原以为一纸“赎身文书”将会使她迈向梦寐以求的人身自由之门，涉世未深的玉堂春毕竟太天真了。她在百花楼上静候丈夫的佳音，结果等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新的苦难。悍妒成性的沈妻皮氏与赵昂私通，合谋逼死沈洪后，诬陷玉堂春。知县受了赵昂贿赂，把玉堂春屈打成招。刚跳出火坑的她又被投进了大狱。时王景隆任山西巡抚，从案卷中发现冤情，经过调查，机智地让罪犯吐露真情，审结了此案。玉堂春才始得与王景隆重结姻缘。小说后半篇描写玉堂春和丈夫都热衷于封建的仕途生涯，为身遭不幸的女子们指明了一条“夫贵妻荣”之路。作者将玉堂春这一充满人生血泪的悲剧人物纳入“子孙繁盛”的喜剧性结局，其意义即在于此。这是一篇“拟话本”小说，“说话”艺人们为迎合市民们的审美趣味，如此“大团圆”的结局，本无可非议，但从小说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题旨来看，则有所损害，也削弱了玉堂春这一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尽管如此，小说在表现玉堂春新的“落难”时，将读者的视线由妓院引向更广阔的天地，穷形尽相地揭示了社会的世态人情，并直接把它和封建官僚机器相联系，这有利于人们认识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仍有相当的思想意义。
玉堂春，是中国文学妓女群像中的杰出一员。在与封建势力的抗争中，她既天真，又刚强，不甘沉沦，一心追求幸福的生活。但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灵魂被扭曲，而人性尚未泯灭。相遇王景隆后，机智而勇敢地和邪恶势力斗争，表现了朦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着我国古代女子的不幸命运和人生理想。这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至今仍为人们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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