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是晚唐袁郊所撰传奇小说《甘泽谣·红线》中的主角。
在唐代传奇中，女子的形象一般与爱情联系在一起。红线则与众不同。她是一位来无踪、去无迹、身怀绝技、胸有报国济世宏愿的奇女子。她性格内向，外表上只示人以娴静文弱的形象。由于出身贱隶，她只能在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里当青衣，即婢女。因为聪慧过人，善于弹阮咸，又懂得经史，深得薛嵩宠爱，经常替薛嵩起草奏表文书，成为薛嵩的女秘书，被称为“内室记”。她心地善良，喜欢帮助遭遇不幸的人们。有一次，军中摆筵席，气氛十分欢乐。达官贵人们只顾饮酒作乐，根本没有注意到在欢乐的气氛中别人有什么不幸。她侧耳一听，觉察到羯鼓的音调不对味，便告诉薛嵩说： “羯鼓之音调颇悲，其击者必有事也。”薛嵩也懂得音律，听了一会，同意她的看法，就召鼓手来询问。鼓手据实禀报说： “我的妻子昨天夜里亡故了，不敢请假。”薛嵩听后立即把他放回去料理丧事。
红线生就一副侠肝义胆。在藩镇割据称雄、各镇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她关心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随时准备凭借自己的绝技来制止战争。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虽是薛嵩的亲家翁(田承嗣的儿子娶薛嵩的女儿为妻)，但他借口身患热毒风，想换个清凉的地方疗养，便准备兼并潞州。他招募军中武勇的军士三千人， 号称为“外宅男”，给养丰厚，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又选派三百人夜里值班守卫住宅。通过占卜，选定好日子，想向潞州进兵。薛嵩听到消息，日夜忧闷，想不出退兵之计。薛嵩是唐太宗时的功臣薛仁贵的孙子，他受命于朝廷，固守釜阳，控压山东。如果一旦失守，不仅祖上勋业丢尽，并且也无法向朝廷交代。红线早已看透薛嵩心事。一天傍晚，对薛嵩说： “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为了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她自告奋勇到魏博镇跑一趟，声称一更上路，三更复命。结束停当以后，倏忽不见。薛嵩坐着喝了十余杯酒，忽然听到院里有动静，一问原来是红线回来了。红线向薛嵩详细报告了她只身到达魏郡，进入田承嗣卧室，从熟睡的田承嗣枕边偷出金盒，而巡逻、守卫的“外宅男”却一无所觉的情况。次日，薛嵩就修书一封，连同金盒，一起派人送回魏郡。书中不无恐吓地说： “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田承嗣正为失窃金盒而大肆搜索，见到金盒不觉大惊失色，立即备了一份厚礼，送给薛嵩说： “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并下令解散“外宅男”，把他们放归田里，表示不再对邻郡用兵。这下薛嵩极为感激红线，而红线却要求从此“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永远离开薛府。薛嵩打算送她一千金，红线坚辞不受，终于在饯别的宴会上伪醉离席，悄然远逝。
在红线的身上突出了一个“奇”字。作为薛府的一个奴婢，在无人传授的情况下能“通经史”， “掌戕表”，这是一奇。只用半夜时间就能往返七百里，从戒备森严的藩帅卧室中盗出金盒，这是二奇。生为凡人而能知道前世所为，这是三奇。自称“气禀贼星”，而能仗义行事，这是四奇。可见，红线是一位十足的奇女子。作者这样写，从积极方面说，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红线的形象，突出她文武双全的才能和传奇色彩。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骄兵悍将无一例外地都是男子。他们上抗朝廷，下祸万民， 日以征伐为事。朝廷上的官员虽然也都是男子，但对藩镇姑息迁就，含忍退让，他们所能拿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藩镇之间互相联姻，结成亲家，这种做法丝毫无济于事。作者大概出于对男子的失望，所以寄希望于女子，幻想着能有文武双全的女子出来制止战乱。在作品中，红线的文武才能是渐次展现的。她能武，却偏偏示人以文。在唐代，节度使掌书记是由男子担任的，而她却绰绰有余地夺了男人的这一份工作。正当人们赞叹她的文才的时候，她又要示人以武了。作者称红线为“内记室”，显然是为了与田承嗣的贴身护卫三千名“外宅男”相对举的。这种对举具有比较的意义。因为由三千名武勇十倍的“外宅男”所严密保护的田承嗣卧室，红线进出自由，盗取田承嗣枕边的金盒易如探囊取物。可见，三千名“外宅男”不如一名“内记室”。就这样，作者赋予红线以浓厚的传奇色彩。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红线这一形象可以使妇女扬眉吐气，其思想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过分夸大红线的神技以及红线一再声称的报恩思想却不能不使这一形象的光辉有所减色。
在红线形象的刻画方面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红线只身潜入田宅之事，完全通过红线自己的口述出之，而不是由作者出面叙述。这样安排，可以充分写出红线艺高、胆大和履险如夷的精神状态，其中如“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数句，读来不难想象其忠勇慷慨的神色。二是善于用景物描写作衬托。如写红线自魏返潞： “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寥寥数语，红线身轻如燕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又如写红线偷得金盒以后的一路见闻： “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飙动野，斜月在林。”一派欣喜的情状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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