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教学难点透视

《阿Q正传》教学难点透视

鲁迅作品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复杂性、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也给鲁迅作品的教学和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也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难点。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全日制高中语文第五册第三单元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由过去的片断节选扩展为全文并构成一个单元以后，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它不只是情节和文字的增加，更是对鲁迅作品教学格局和方法的变动，自然也给同学的学和老师的教带来一些困难。笔者以为，在教学中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解不得不引起重视。

第一是人物形象的定位（或者说典型意义），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理解作品的钥匙。《阿Q正传》是鲁迅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它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阿Q形象。在中国，这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平时常说某人有“阿Q像”、“阿Q精神”就是这个意思，甚至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知道“阿Q”。在阿Q这面镜子上许多人都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据说1921年作品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时就已引起不小的骚动，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己的某个熟人在泄露自己的隐私，当得知作者为陌生人后又奔走相告声明作品中所描写的人和事与自己无关。这一切都说明阿Q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如此，世界许多大作家和学者对这个形象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认为阿Q这样的人在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能找到。

那么阿Q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典型呢？在作品中，阿Q的身份是农民，而且是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无房无地，无家无业，甚至无名无姓，但是他的许多表现又并非中国典型的农民所为。鲁迅曾说过，阿Q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不是某一个阶层的典型，而是中国国民性的综合写照，这个形象集中了中国人身上的所有缺点和民族劣根性。鲁迅的用意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唤起民众的觉醒，这正是鲁迅写小说的目的。

第二是阿Q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阿Q是一个性格及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物，他性格主要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第二章“优胜记略”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写。归纳起来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妄自尊大，自欺自慰。阿Q常常把自己内心的不满和反抗转化为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精神上的妄自尊大，当他被别人凌辱而无力反抗时，常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来自我夸耀，被赵太爷打了嘴巴后，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我总算是被儿子打了”，这样便又得意了起来，只要精神上得到了胜利，面子上有了光彩，他就自满自足，实际上的屈辱他倒不去计较了。

二是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当阿Q被别人揪住黄辫子，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生”时他便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过后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于是又心满意足地走了。同时阿Q还会用健忘的办法来安慰自己，这是他常处于优胜的一个法宝。他被假洋鬼子打了一顿后，一转身就忘了，反而觉得轻松；在赵老太爷家里向吴妈求爱挨了秀才一顿竹杠，不一会，他觉得“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而把别人对他的污辱和迫害几乎全部忘掉了。

三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阿Q在强者面前“自轻自贱”不敢抗争，于是向弱者发泄自己的愤怒，当他被假洋鬼子和王胡打了以后，便去欺负小尼姑，去打小D等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质上是不敢也不愿证实现实，是从瞒和骗中滋长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其特点是将客观世界中的一切屈辱化为主观世界里的光荣，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那么，阿Q身上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历史的根源，同时还与时代背景、宗教因素等等有关。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首推民族根源和阶级根源，更与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精神胜利法”首先产生于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清朝中后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统治者以“天朝”、“宇宙中心”自居，中国以外的国家则是“蛮、夷”，被视为“大清臣民”，自恃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贯于全球。然而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轻而易举就被打开了，这以后，一贯骄横自大的清政府立刻显出它的腐朽与无能，从自尊自大变得卑怯胆小，恐惧洋枪洋炮，失败的情绪笼罩着整个朝野，但清政府又不愿正视这残酷的现实从而奋发图强，而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维持内部关系，以保持其统治地位。于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在统治阶层中开始流行起来。如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清政府的诏旨中却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准予通商。”一般而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上行下效，天长日久，“精神胜利法”便风行起来。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为“精神胜利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土壤。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以一家一户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又闭塞脆弱，在历史上他们虽然举行过无数次的起义和反抗，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即使偶有成功也不过是换一个王朝接着剥削和压迫他们，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仍是苦难，于是他们便生出一种宿命的思想，为减轻自己的痛苦，便滋生了各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这正是阿Q “精神胜利法”得以产生的条件。

除了“精神胜利法”外，阿Q身上还有着农村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意识，如主观、保守、狡猾等性格特点，以及排斥异端、重视男女之大防、深恶造反等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有着流亡无产者的种种劣性。总之，阿Q是一个具有许多劣根性的落后农民。其他诸如浓厚的封建思想，朦胧的反抗意识和严重的发财观念相结合的“革命行为”也体现了阿Q的性格特征。

第三是如何理解阿Q的革命。《阿Q正传》中特别描写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和把握：首先阿Q的所谓“革命”是荒谬的，不值得肯定的，作品中所说的革命，当然指辛亥革命，但阿Q实际上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是极其糊涂的。阿Q是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住在土谷祠，平时靠给人打短工过活，很少了解未庄以外的社会，他根本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阿Q开始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但当他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时，他便开始对革命神往了，于是他说：“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在阿Q叫嚷造反了以后，曾公开宣布过他的革命主张：“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很明显，阿Q的革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有区别。确切地说，他不过是想跟别人拿点东西而已，支配着他的是严重的发财观念和狭隘的报复意识。阿Q的“革命”观，又是和落后农民的私欲及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要报复压迫者赵太爷等，同时也要报复同属贫苦农民的小D、王胡等；他要实现物质欲求和他要取赵太爷而代之的思想紧紧联系。他并没有真正觉醒，也没有真正抛弃“精神胜利法”。阿Q从痛恨革命到向往革命再到把辫子盘在头顶宣布是革命党，直至最后被当做革命党人枪毙，这一系列情节都表明阿Q的革命思想是极其荒谬可笑的，他到死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被杀。鲁迅对阿Q的革命采取的是否定态度，他安排的“革命”和“不准革命”这两章写出了广大民众对辛亥革命的陌生，而正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从另一方面看，阿Q的“革命”也是必然会发生的，鲁迅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过：“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可见，阿Q参加革命党是早晚的事，前面说过，阿Q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地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有钱人一天找他做工他便有饭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这样的地位就决定了他有造反的愿望和要求，他看到有钱人害怕革命，他便向往革命，想加入到假洋鬼子的队伍而遭到拒绝都说明了阿Q知道有钱人与他是处于对立面的，所以在他的骨子里有本能的反叛意识，尽管他对革命的认识是糊涂而狭隘的，其反抗也缺乏自觉性，只是一种自发的想要改变自己地位的盲目冲动，但这种造反举动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而这正是鲁迅对中国农民有了深刻了解才得出的结论。

第四是鲁迅的创作思想及对阿Q的态度。鲁迅的文学创作有明确的目的，文学活动只是他为改良社会选择的一种手段。1933年他在回顾写小说的缘起时曾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鲁迅写小说的目的很明确，他不是为了艺术，为塑造典型人物，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启蒙，为了改造社会，所以在日本时才会有弃医从文的事件发生。这是我们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而《阿Q正传》正体现了鲁迅的这一创作思想。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鲁迅塑造阿Q这个典型最终的目的是“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第五是《阿Q正传》是如何反映辛亥革命的。在作品中鲁迅并没有对辛亥革命展开正面描写，只是作为阿Q悲剧命运的背景予以侧面勾勒。鲁迅的多数作品（回忆性的散文除外）尤其是小说都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辛亥革命，其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药》、《风波》、《阿Q正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阿Q正传》中，作品写革命党进了县城，但没有什么变动，“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而且都做了革命党了。在未庄，假洋鬼子成了革命的风云人物，还介绍赵秀才参加了革命党，一起到静修庵去，把老尼姑当做清朝政府，闹了一通砸龙牌的“革命”，还顺手牵羊偷走了一只宣德炉。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应该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而辛亥革命却没有发动和依靠这个主力军。作品中的阿Q要求革命，却又无处可投奔，去找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最后，赵太爷诬告阿Q是抢匪，把总老爷要显示自己做革命党人的政绩，所以阿Q便稀里糊涂地被辛亥革命后的所谓革命政府送上法场，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这是农民阿Q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第六是《阿Q正传》在艺术上有何独特之处。鲁迅小说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现代小说的结构安排、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较新颖外，以下几点是鲁迅《阿Q正传》所独有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是讽刺与夸张的笔法。在作品中鲁迅讽刺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胜利法”，鞭挞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凶残、卑劣，谴责了知县老爷、把总、民政帮办的反动实质，但作者只是冷静地叙述，并无一句贬词，然而我们却处处感到了讽刺意味。就个体而言，像阿Q这样的人和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也是夸张的，比如阿Q姓赵和赵太爷不准姓赵这个情节就是近乎荒唐的。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姓也就是说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这在中国，尤其在封建时代是绝不可能的，而鲁迅在作品的开头却精心设计了一段考证式的文字，既有讽刺与夸张的效果，又加强了真实性。又比如阿Q在赵太爷家厨房里调戏了吴妈，片刻后，吴妈在院子里哭闹，阿Q竟然不知道这小孤孀在闹什么，这样的麻木和健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阿Q糊里糊涂被诬为革命党而被杀头的情节也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人无论如何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鲁迅是把中国人所有的劣根性都集中到了阿Q的身上，其目的是为了唤醒麻木的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姓名、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道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这些夸张的描写更增加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二是白描手法的运用。白描原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即用黑线条勾描物象，不用颜色表现。文学的白描，指用简洁的笔墨勾勒艺术形象。鲁迅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精心选择那些最富有特点的动作、神态，最具有表现力的情节、场面和细节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读者对某一人物和情节产生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读完《阿Q正传》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但每个人脑子里的阿Q又是不一样的。在作品中鲁迅并没有多少描述阿Q相貌的文字，对其外形只用了极少的几笔，“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还有常常被人揪住的“黄辫子”，而在语言上阿Q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就使阿Q妄自尊大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得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生动表现。赵太爷的“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两句话，也写尽了赵太爷的淫威，而他在辛亥革命风暴中的一声“老Q”又把这个土皇帝对革命的恐惧心理和狡诈性格作了含蓄而深刻的表现。以细节而言，阿Q的画圆圈，就把阿Q的糊涂、麻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决定他生死的在供状上的画押，但他却为圈画得不圆而羞愧、懊恼，但后来又以“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而释然，真是糊涂、麻木到极点，这样的白描手法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是以喜剧的格调表现悲剧。西方黑色幽默作家认为：人生的痛苦太深太多，用正剧悲剧的形式已不足以表现，用近乎残酷的嘲笑更能反映现实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如此，阿Q的种种滑稽行径，未庄人的许多可笑可鄙的作为，阿Q在县衙门受审的种种荒唐表现等等，都是在喜剧情节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悲剧，读《阿Q正传》人们会笑，但绝不是开心地笑，而是沉重、含泪地笑，笑过以后带来的是更大的悲哀。中国下层人民的苦难太深重，这种痛苦用正剧的手法远远不足以表现，而用一种怪诞的近乎残酷的幽默喜剧格调更能表达这种苦难的深刻性和剧烈性，而我们在被那些喜剧场面引得发笑的同时，总有一股无情的力量，把我们的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一种深深的思考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