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新论

张爱玲小说新论

现代作家张爱玲属于那种曾红极一时，后被埋没多年，而最终又大放异彩的少数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如她的生活，富于传奇性。

现代文学发展到40年代，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更为密切，在题材上大都配合了当时的形势，作家们或描写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或揭露国统区的黑暗。而女作家张爱玲则另辟蹊径，把笔触伸向了大都市的普通男女，精心描述了特定时期沪、港洋场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普通人中寻找传奇，从传奇中写出普通的人生，使她的小说既有真实性，又富于传奇色彩，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张爱玲于1921年出生于一个豪门世家，祖母是清代名臣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南京一个西洋味极浓的大家庭的小姐，这样，她的家庭既有前清豪门的华贵，又有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渗透。然而，这样的贵族家庭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幸福与温暖，反而给她带来许多痛苦。由于父母的不合，张爱玲三岁时，母亲便抛下她独自到英国去留学，失去母爱，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她虽生于豪门却过着孤独凄清的生活，这对她日后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张爱玲终身未摆脱过失落者的心态。因此，在她开始观察生活并进行文学创作时，较多感受到的是世态炎凉，人性的丑恶卑劣与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孤独。于是，张爱玲小说所反复表现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对人性的否定性批判和对人与人之间冷酷关系的揭示，弥漫着悲观失望的基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生活的本质。

《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一经发表便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文坛。“从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作者以一种十分冷静的态度，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个个遥远而动人的传奇。张爱玲笔下的洋场社会，乃是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她在揭示这种畸形社会生活时，所选择的特殊角度是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表现的婚姻、爱情、母爱、童贞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的一面，她的所有作品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人间无爱，至多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是现代人的疲惫感、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夫妻关系的虚伪以及不负责任的婚外情调，甚至于疯狂的性报复与乱伦关系等等，从而反映了在旧的传统观念面临挑战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确立起来这样的特定时期内商业社会生活圈内那种普遍的迷惘、失落与疯狂。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香港富孀梁太太是一个对付男人很有一套的女人，她接济从上海来的生活贫困的外甥女葛薇龙，实际上是以其外甥女为诱饵把一帮纨绔子弟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幼稚而又多情的葛薇龙被洋场少年乔琪乔欺骗后，寻死觅活，这时候梁太太开始向她灌输对付男人之道，终于使她变成了一名交际花，为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出卖自己。作者客观冷静地把一个贫穷少女在金钱享乐的腐蚀下堕落的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

《茉莉香片》写一个出身于旧式家庭的青年的变态心理与行动。20岁的聂传庆是个“恋母狂”，被他的暴富的父亲和狠毒的继母“管教”得了精神残废，他自私又自卑，性格脆弱得近乎女性。抗战爆发后，一家人到了香港，在大学里，认识了女同学言丹朱，一个偶然的机会，聂传庆得知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夜是亡母生前唯一爱过的男人，于是他就疑心自己是言子夜的血脉，还固执地认为如果当初言子夜娶了自己的母亲，他便可以代替言丹朱的存在，是她夺去了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切。于是，在课堂上受到言子夜的斥责后，他对丹朱的爱变成了恨，嫉妒和变态的心理促使他对自己曾经爱过的女友进行疯狂的报复，不断折磨她，虐待她，甚至对她施以拳脚，以此来显示他的男子气。聂传庆的性格是阴郁变态的，他生活不幸，想要找回对祖宗渊源的失落感却又迷失了方向，表现了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慌与不安。

《倾城之恋》表现的并非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爱情故事，而是写了情场上的种种交易和道德的沦丧，也表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性的畸异。28岁的上海少妇白流苏出身于书香之家，身上有浓厚的东方女性情调，与丈夫离异七八年，住在娘家，她的兄长吃喝嫖赌，早把她视为不祥之物，时时想把她打发出去。世态的炎凉使她产生一种孤傲、偏执的心理。在一次为妹妹相亲的舞会上，她认识了为妹妹介绍的对象32岁的华侨子弟范柳原，两个人相悦相恋，继而随柳原去了香港。然而，她很快发现，柳原还有别的女人，他之所以倾慕白流苏无非是因为她是一个具有东方情调的“真正的东方女人”，并不想与她结婚。开始，白流苏出于东方女性的矜持，不愿当情妇，想有一个正当的名份，但此时的她已无颜再回到上海去面对妹妹和家人，无奈一步步成了范柳原不明不白的情妇。正当范柳原准备抛下她到英伦去经商时，香港沦陷，在一场城池倾覆的大动荡中，他们终于结合了。作品的最后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白流苏终于如愿以偿，然而这样的圆满结局却给人一种凄清、冷峻甚至残忍的感觉，其悲剧力量令人心颤。

《金锁记》是最能体现张爱玲创作倾向的作品，也是她的代表作。作品深刻而具体地表现了在金钱与利害关系的支配下母性的堕落与丧失。在文学史上，母爱、亲子之爱是历代作家赞美不绝的主题，至多有些描写父亲专制、母亲好意而又无能为力的作品，即使在少数创作中表现了残忍的一面，这种残忍也多半集中在“后母”的身上。张爱玲却另辟蹊径，讲述了一个母亲对自己亲生儿女追害摧残的传奇故事，从而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怎样把一个原先有着温情回忆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阴鸷狠毒的“吃人者”。

《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心是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她原本是北方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像所有少女一样，她曾有过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愿望，然而由于父兄的自私贪财，把她嫁给了虽有钱有门弟却是个残疾的男人。自从到了姜公馆，七巧就像被关进了囚笼，整天陪伴着一个近乎死人的丈夫。由于门第的悬殊，她还要忍受叔伯妯娌的鄙夷，她只有处处防范算计，用一种放肆、尖刻、泼辣的嘲骂来维护自己“二少奶奶”的地位。因为缺少正常的夫妻生活，在情欲上受到压抑，七巧也曾想勾引姜家三少爷姜季泽，但这个风流倜傥，在外拈花惹草的纨绔子弟虽然荒唐，却对嫂子严守礼教。在这种长期的死一般的生活中，七巧逐渐失去了正常女人的心理，一步步走向变态。这时的她唯独对金钱感兴趣，拼命守住自己的钱财。七巧付出了十年的青春，终于熬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婆婆，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分财产时，她撒泼耍横，终于使自己如愿以偿。这时候她感到自己成了金钱的主人，为了这钱，她忍受了种种折磨与痛苦；为了这钱，她扑灭了自己正在燃烧的情欲，死心塌地服侍一个残疾人，用十年的青春和血泪换来了一笔“死钱”，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这是一种多么阴郁而畸形的人生啊，正如作者所说：“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畸形的生存方式扭曲了七巧的灵魂，使得她下定决心报复一切人，这种报复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和生活需要，乃至于把报复施于自己亲生儿女身上。七巧嫉妒人间一切的爱情和幸福，她的儿子长白在她的威虐下性格比女人还软弱，当他长到开始寻花问柳的年纪时，为了拴住他，七巧为他娶了妻，纳了妾，却又整夜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陪着抽鸦片，不许与儿媳在一起，并当面羞辱嘲弄儿媳，把自己当年的痛苦和压抑转嫁到儿媳的身上，使她忧郁而死。在七巧的一再阻挠下，女儿长安被耽误到30岁还未出嫁，好不容易才与德国留学回来的39岁的童世舫谈起了恋爱，长安很珍惜这次机会，为此而戒了鸦片，处处小心谨慎，可母亲却一边大骂她“多半是生米做成了熟饭，火烧眉毛，等不及了要过门，不要脸”。一边又用造谣污蔑的方式硬是拆开了长安和童世舫，其阴险恶毒真令人毛骨悚然。冷静地看，曹七巧并非仇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要蓄意破坏子女的幸福，只是嫉妒使她变态发疯，她没有幸福也就不想看见任何人幸福，即使是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畸形的生活经历使七巧成了一个“吃人者”。张爱玲以独特的目光和审美形式，塑造了曹七巧这一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母亲形象，其悲剧力量令人触目惊心。

此外，《琉璃瓦》写小康之家的姚先生利用女儿的婚姻攀附上等人，把女儿当做商品出卖，在这里，支配着婚姻的是财产和金钱，与爱情毫无关系。《心经》描写了女主人公许小寒和她父亲之间的一种畸形的性爱关系。这些作品，都在向人们展示殖民化的都市社会的疯狂与堕落，把那个变态的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小说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魅力，她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特别喜爱古典小说，尤其对《红楼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14岁时曾模仿鸳鸯蝴蝶派的文笔写了小说《摩登贾宝玉》。同时张爱玲又受到很好的西洋文学教育，这使她的作品在艺术上既有传统文学的印迹，又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技巧，深刻地展示了中外文化在洋场租界这一特殊地域内浊流相汇、污泥掺杂的情形，精细地刻画了乱世男女的思想、心理和变态人格，从而拓宽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其表现手法。

首先，在结构上，张爱玲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她往往采用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使读者与作者之间有明显的距离感。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就采用了这种全观叙事方式。作品的开头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驳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个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讲完了。”这个讲故事的人完全退到了故事以外，用古代说书人的方式而又排除了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道德说教，仿佛在不动声色地讲着一个个遥远而又古老的传奇。此外，在这结构之下，张爱玲还注重首尾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金锁记》开头是在苍凉的月光下两个丫头在谈论曹七巧的事，然后作者讲了一个苍凉而完整的故事，最后七巧在苍凉的月光里回忆着自己的一生而结束。这样的情节结构一气呵成，整体性强，从而使张爱玲的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味浓，无不给读者以深深的吸引。

其次，张爱玲小说塑造了一批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她的小说虽然在叙事模式上是传统式的，而人物则是地道的有现代思维和现代情感的今人，并且写出了这些人物的复杂和多面性，像曹七巧那样的形象，在现代文学女性人物中恐怕只有蘩漪和莎菲可以与之媲美。《传奇》中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张爱玲说过：她的人物大多数是不彻底的人，没有大奸大雄，有的只是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揕、失面子的屈服”。这些人物性格的描绘反映了旧的已经衰落而新的尚未建立起来这种特定环境中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恐慌与不安。为了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作者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十分细腻，如《沉香屑》中葛薇龙被乔其乔欺骗后进退两难的复杂心态写得相当真实。再如《金锁记》里七巧一方面迫害折磨自己的女儿，另一方面她有时也感到对不起长安，可最后自私变态的报复心还是压倒了母性，把一个变态的女人写得栩栩如生。为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作者往往采用性格对比的手法，有人物之间的对比，如《等》中几个阔太太的性格差异，她们心态不同，却又都是猥琐不堪的小市民；《茉莉香片》中言丹朱与聂传庆对立性格的展示。有的是用自身性格的参差来表现人物本身的矛盾性及复杂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留过洋，出身高贵，地位高，脾气也好，从外部看，他是个标准的好人，可是背地里他却无恶不作：玩妓女，骗朋友，虐待妻子，是个荒淫无耻之徒。但有时他干了罪恶勾当，又会有一种犯罪感，最后还是无法改邪归正，充分揭示了这个洋场畸形人物的复杂心理。

再次，张爱玲小说运用了许多西洋文学的表现技巧，她表现的是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快节奏的跳跃式手法最能展示这种生活，如《金锁记》写30年的时光怎样把一个有着理想和憧憬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刁钻古怪的老太婆，作者只截取了几个生活片断就概括了女主人公的一生。尤其对曹七巧从二少奶奶变成寡妇一节的描写跳跃性很强：风从窗里进来，七巧正从镜子中看一幅山水画屏，望久了便产生了一种晕船的感觉，待到再定睛看时，这画屏竟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这种类似电影剪辑手法的描写，跳跃性强，表现了女主人公在姜家沉滞枯槁的十年生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捕捉新奇的意象，《传奇》中不少作品写到月亮，表现不同的意象，如《倾城之恋》中描写白苏流幻梦中的月像灰色的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人剪下的指甲像小红月亮；《金锁记》里首尾照应的铜黄色的月光等等，这些描写亦真亦幻，给人以强烈的色彩感。再比如，一些本来很具体的东西在张爱玲的笔下往往能变成抽象的意境，《华丽缘》中写一个乡村老太婆“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中国的日夜》中的蓝布衫的颜色是“国色”，这些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最后，华丽雅致的文笔、精巧的比喻、繁杂而丰富的象征构成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特色。张爱玲小说的语言华丽而雅致，具有古色古香的韵味。其描述的语言多受古典小说的影响，对家庭琐事、闺阁生活描写细致而精巧，许多地方可以看出《红楼梦》的风格，如爱写丫头对主人的议论，喜欢用“××道”而不用“××说”，对话具有连续性，对话之间少有描述性过渡等等，都与古典小说相似。在张爱玲小说中，比喻用得繁多而新奇，如《鸿鸾禧》中写新娘子玉清忸怩作态，压抑欢喜之情而又故意把脸紧绷得“像一张新铺好的床”，而当这张脸忧愁时又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等》中描写一个医生“生着阔大的狮子脸，短粗的颈与头扎实地打成一面，不论是从前面还是后面看着都像个胖人的膝盖”。这些比喻生动而又新奇，有出奇制胜的表现力。张爱玲非常重视象征手法的运用，且丰富而深刻，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用红玫瑰代替热烈的情妇，白玫瑰象征圣洁的妻子，既新奇传神又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金锁记》中用“金锁”象征着金钱像一条枷锁一样束缚了女主人公的一生。类似的象征在《传奇》中还有许多，都能使作品的主题得到深化，使其既含蓄又富于浓郁的诗意和哲理性，而这些或许正是张爱玲的小说在埋没了近半个世纪以后仍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