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古文”(上)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古文”与“散文”

“古文”这个词表示多种不同概念,一般是指古代文字、古代文章。经学史上,因为汉代发现用先秦古文字(籀文)书写的儒家经典与传世经典文字(隶书)不同,是为“古文经”,引起经学长时期的今、古文之争。文学史上,唐人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反对“骈四俪六”、雕绣藻绘的骈文,提倡复兴先秦盛汉单行散体的文体,称为“古文”,一时造成声势,用个近代概念,称为“古文运动”。唐宋以来,这种“古文”成为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的主导文体,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至于“散文”,定义很难下。在文学理论(实际是西方的文学理论)里,“散文”作为文学样式,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样式”,指一种自由松散地进行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的“文学”作品。细分起来,又有随笔、小品、杂文、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但由于它体制“自由松散”,什么样的作品算“散文”,具体包容范围如何,也就相当模糊。总的说来,散文是一种短篇文章,不同于各类政治、思想、学术论著,能够体现点作者的“主观创作”意识,在行文上有点感情和文采、讲究点“艺术性”。至于上面这几“点”如何把握,如何用来衡量具体作品,就得见仁见智了。

具体到中国古代文章,情形更为复杂。这和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观念在中国明晰较晚有很大关系。如本刊前面刊载的《说“四六”》(《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2、3期)一文所指出的,唐、宋以前,文章主要是“实用”的。讲先秦、两汉文学史,讲“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等,严格说来,那都是学术著作、历史著作、政治论文,都不能算是纯正的“散文”。鲁迅讲小说史,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说到唐代,才有基于作者的“幻设”“作意”写出来的、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的“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那就意味着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例如《搜神记》)、志人小说(例如《世说新语》)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实则文学散文的情况类似。下面拿两个例子来说明。

南朝梁武帝时,临川王萧宏率兵讨伐北魏,曾在齐、梁担任过江州(今湖南九江市)刺史、已经投降北魏的陈伯之率兵相拒,萧宏请幕僚、也是陈伯之的朋友丘迟(464—508)写了一封劝降信。这就是收在《文选》里的名作《与陈伯之书》。信的前半大部分文字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指出其依魏之非计,亡命之悖谬,劝对方“迷途知返”。这是诉之于理;最后用一小节描写江南风光,这是陈伯之故乡风景,动之以情。文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里用了两个战国人典故:“廉公之思赵将”,是说廉颇本为赵国上卿,因为不被赵悼襄王重用而投奔魏国,却又不为魏王信重,后来赵国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颇亦思复用于赵;“吴子之泣西河”,是说吴起仕魏,治西河之外,即今陕西合阳一带,魏武侯听信谗言召吴起,吴起临行,望西河而泣。两个典故都是讲怀抱忠心的臣下遭受谗害,用在这里,有对陈伯之的叛变行为加以缓颊的用意。在这段文字前面,是短短十六个字,生动地描摹一幅江南三月暮春风光,意在启发对方的“故国”之思,确是神来之笔。宋湘(1757—1862)《论诗八首》之七说:“文章绝妙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据说当初“伯之得书,乃于寿阳(今山西寿阳县)拥兵八千归降”。在文学史上,这篇文章被赞许,特别着眼在自然景物的描写。这封信与大体同时期的陶弘景(456—536)的《答谢中书书》和吴均(469—520)的《与朱元思书》,同被看做是唐、宋繁荣的山水散文的滥觞。

再看另一篇文章,柳宗元“永州八记”里的一篇《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尔远游,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和他的“永州八记”人们耳熟能详,不烦另作解说。如果仅从两篇文章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看,都鲜明生动,字字珠玉,是绝佳文字。但就总体相比较,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一,丘迟文章的文体是书信,是“应用文”,描写自然风景只是附带部分;柳宗元的文章是一篇“记”,专门“记”小石潭,小石潭风光是这篇文字的主体。

二,前者的写作以劝降为目的,书写目的是现实的、理性的;后者则是借自然景物抒写作者个人的游兴,是主观构想的产物。

三,两者描摹自然风光的美都具有供人欣赏的美学意义,但在前者,这种赞赏是说理的补充,是附带的,而在后者,抒发、欣赏小石潭的美则是写作的主要目的。

文学史上讲柳宗元在文学写作上的贡献之一,是他写出了成熟的山水游记,确立了“山水记”这一散文体裁的历史地位。从前面的对比中可以明确,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丘迟书信的景物描写确有根本不同,就是后者乃是出于作者主观构想的艺术创作。对于这种艺术创作的“主观”性质,到过永州的人,拿柳宗元的描写和当地景物加以对比就可以领会。经过一千几百年,草树等景观会发生改变,但陵谷不会有大的变迁。如今永州的实际景象是,柳宗元描绘的丘壑纵横、奇峰峻岭的西山不过是低矮的山丘,婉转曲折、奔流激越的小溪也只是平常的沟渠而已。在柳宗元给朋友写的信里曾描写与上述《小石潭记》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在永州还写过一篇《囚山赋》。他把永州写成群山围困的牢狱。那是他心里的另一样永州山水。唐时的永州本是南荒僻远小州,基本还没有开发。这后一类描写显然更接近真实。由此可知《小石潭记》等《永州八记》里描写的永州山水显然是带着作者强烈主观感情的艺术创作的产物。林纾评论柳宗元说他“文有诗情”(《柳文研究法》),他的山水游记正突出地体现了主观的“诗情”。清人刘开(1784—1824)在《与阮芸台宫保(阮元)论文书》一文里又说“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所谓“始创”,也是肯定柳宗元写作“山水杂记”有所创新,推动这一体创作走向成熟。当然在柳宗元之前,如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右溪记》)等人已经写出一些描摹自然风光的优美篇章。应当说这些也给柳宗元创作成熟的山水散文做了准备。

这样,柳宗元利用“古文”写的山水游记,乃是出自他的主观构想、具有独立的美学欣赏意义的创作。这已经是不同于一般应用文字的文学散文。

唐代“古文”家的创作,仍多采用汉魏以来的“实用”文章体裁,如书启、记序、碑志、传状等,但从总体说,它们已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创新价值,乃是作家主观创作的成果,是真正意义的“文学散文”。例如碑志,一般评价韩文中以碑志为第一。韩愈那些优秀的碑志作品已经完全打破汉魏以来作为纪念、颂扬死者的“应用”文字的传统格局,写成具有一定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纯熟的记述人物的散文。下面还将举例介绍。

不过应当指出,上面用了“纯正的‘散文’”“真正意义的文学散文”之类说法,是因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算是散文,时代越是靠前,标准越是宽松。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散文发展的具体状况,一般还是要承认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为“散文”的。不过越是靠后的作品,判断就越加严格了。没有人把《清史稿》当做“史传散文”的,尽管有些段落也是文采盎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往往在两可之间。

总之,正如前面引述鲁迅讲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说唐传奇作为文学样式才具有“小说”充分成熟的形态;唐代散文的发展与小说处在同一个文学创新的潮流之中。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面转折时期。思想观念在发生重大转变,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随之发生演变。文学散文的成熟是这重大演变的一端。

“古文”与“传奇”

上面说到唐代散文与小说的发展处在同一文学演变的潮流之中。二者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关于这一点,宋人陈师道(1053—1101)《诗话》里记载的一个掌故可给人以启发:

范文正公(仲淹)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尹师鲁(名洙,1001—1047)这个评论,陈振孙(?—1261?)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说“盖一时戏笑之谈耳”。尹师鲁博闻强记,知通今古,和范仲淹(989—1052)是朋友。仁宗朝,范与宰相吕夷简相忤,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其时尹师鲁为太子中允,上疏辩护,牵连被贬监郢州(今湖北钟祥市)酒税。他对友人写的《岳阳楼记》的评论虽出戏谑,确也指出了这篇文章表现上的特点。

《传奇》是晚唐裴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裴在僖宗(874—888)年间做过静海节度使(静海军,辖地占今越南北部)高骈的幕僚。高骈好神仙道术,他应有同好,所作《传奇》所述“皆神仙恢谲事”(《郡斋读书志》)。传奇创作发展到晚唐,已是其烂熟期。这部作品总体水平不能和以前的《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优秀作品相比,但其中《郑德麟》《聂隐娘》《裴航》《陶尹二君》等篇设想奇诡,描摹生动,也算是晚唐传奇里较优秀、有特色的作品。尹师鲁说《岳阳楼记》是“《传奇》体”,也是着眼于二者表达技巧有相似处。范仲淹“用对语说时景”一段如下: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拿裴的《传奇》文字与之相比照,两者明显类似点有二:一是二者行文基本都用骈体;再是二者都使用描摹手法。文学创作讲究形象性,重描摹,这后一点在考察散文发展形态上是个重要标准。

钱钟书在《管锥篇》里讨论梁江淹的《四时赋》《丽色赋》,同样联系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指出其中“春和景明”云云描写洞庭风景一段文字,“艳缛损格,不足比欧、苏之简淡”,又批评“尹洙抗志希古,糠秕六代,唐文舍韩、柳外,即视同郐下,故读范《记》而不识本源。”(《管锥篇》第1408—1410页)他批评尹洙不知道《岳阳楼记》这一段因袭了江淹的写法。如果从“用对语说时景”角度看,江淹与范仲淹两人的文章确有继承关系。下面是江淹《四时赋》里的一段:

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织,园桃红点,流水碧色。思旧都兮心断,怜故人兮无极。至若炎云峰起,芳树未移,泽兰生坂,朱荷出池。忆上国之绮树,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秋风一至,白露团团,明月生波,萤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桐,念机上之罗纨。至于冬阴北边,永夜不晓,平芜际海,千里飞鸟。何尝不梦帝城之阡陌,忆故都之台沼。

两相比照,主要类似点在都是用排比手法写四时风景,又都用骈体。但认真分析,两者写法有根本不同:江淹不是写实景,基本是组织事典,加以藻绘形容,这是六朝赋的典型写法;而范仲淹则是对真实情境的生动描绘:面对浩淼的洞庭湖,联想到宇宙浩瀚,人生起伏,抒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愿。至于这种文字是否“艳缛损格”,则各人所见不同了。

钱钟书还举出欧、苏同样是登临写景、按时间变化加以描写的文章,说他们的写法更为“简淡”。他没有举出具体作品。这里姑且看看写法类似的例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苏轼的《放鹤亭记》: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

这两篇的写法,就描写真情实境一点,确实与《岳阳楼记》有类似处。两者写得确实也更为灵活淡雅。黄宗羲论文有一个看法:“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论文管见》)这样从总体看,《岳阳楼记》和这两篇作品的行文又确实与裴《传奇》有一致之处。

关于唐代“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陈寅恪又曾说:

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世,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

后来他写关于韩愈的专论,又论述韩愈的“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以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论韩愈》)

这就精辟地揭示“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在文体上的一致处,并把这种一致归结到同一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实则类似的意见鲁迅也说过,他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中指出:

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豫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做“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些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

这样,说《岳阳楼记》乃是“《传奇》体”,实则表明唐、宋“古文”与传奇创作写法上相类、发展上相促进。这也是文学发展中各种样式相互作用的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前面提到韩愈的有些碑志乃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另如韩、柳写的“传”,其中包括寓言性质的所谓“寓传”,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圬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童区寄传》等,无论是构思还是写法,也都和当时流行的传奇类似。

这样,“古文”作为文学散文的发展,得力于与唐传奇写作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与借鉴中,两者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的性格形成、确立下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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