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帝国的总体魄力下，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工作方式，以及封建帝王的淫威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刑罚而“发愤著书”的写作心态，都使《史记》增添了不少民间性和开放性。悲剧英雄项羽列入本纪，与帝王并列；布衣圣者孔子、发难的农夫陈胜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落魄文士屈原、贾谊列入列传，与将相并列。他们的材料多由司马迁田野调查所得，所见所感都激发了他对民间价值的认同。他常引用民间鄙语、谣谚来发抒对历史的认识，如《孙子吴起列传赞》云：“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这种民间性、开放性在《史记》中广泛存在，为后来封建王朝设立国史馆，集体撰史所欠缺。若从《史记》体例上看，则列传中的类传和方域传体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类传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刺客、游侠与酷吏、佞幸相对抗，它们张扬的是一种社会秩序之外的反抗暴虐和讲究信义诚诺的血性男儿精神，司马迁遭难无援，对这种精神在汉代的收敛和消失，深有感慨。这就是礼失于朝而求之野的意思。朱自清说：“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们的身世之感。那时候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经典常谈》）对于朱家、郭解等游侠的记述，主要是针对汉代风气的污浊、虚伪和趋炎附势，因而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刺客列传》讲了六个刺客故事：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高渐离筑击秦皇帝。其中荆轲刺秦王写得最出色，因为它不取小说书《燕丹子》中“天雨粟，马生角”等天人感应的怪异现象，而吸取当时在秦殿中以药囊砸荆轲的侍医夏无且的见闻，“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可见司马迁历史取材的严谨性。这就把“荆轲刺秦王”，写成了令人千古扼腕的悲剧。朱光潜说过：“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这就未免“庸俗无味”。比较起来，写得最有社会思想创新价值的，是主张商业经济的《货殖列传》，它主张因民欲而利导，各地物产相异，通商以乐民。在道德论上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财富论上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商致富的人物，秦以前写了陶朱公范蠡、子贡等七人，汉以后写了临邛卓氏、程郑等十二人。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欲、儒家的言义轻利、法家的重本轻末，都大异其趣。他是最早主张以商富民、以富养德的历史学家。
方域传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六篇。《史记》的一大贡献，是在强调历史的纵向演进中，展示了历史的横向融合。他开辟了中国正史写四夷传的传统，显示了他历史视野的开放性。司马迁曾在三十五岁前后，以中郎将身份奉使到西南夷即现在的云贵川地区设郡置吏，为期一年左右。他的开放视野与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形势有关。班固说过：“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汉书·东方朔传》）这番奉使，使他关注西南夷事务，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方域引进历史视野。当时的西南夷分为西路（川西）和南路（云贵），置为七郡，只有夜郎王、滇王接受中央政府的王印。同时，司马迁又把年长三十四岁、属于父亲司马谈那代人的司马相如，不仅写了《上林》《子虚》诸大赋，而且也曾出使西南夷有功，就为之立了专传，紧跟《西南夷列传》之后。
司马迁论匈奴，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认同它为华夏系统。自冒顿单于崛起，匈奴成为汉王朝最大的边患，数窘汉高祖、吕氏，文帝、景帝时实行的是和亲政策。到武帝用卫青、霍去病为将之后，才把匈奴赶出塞北，打通河西走廊。匈奴丧失祁连山、焉支山后，有一首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在《匈奴列传》的前面有《李将军列传》，后面又紧随着《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及为反对讨伐匈奴的公孙弘（平津侯、御史大夫）、主父偃而作的《平津侯主父列传》。这四篇列传构成一个关于匈奴问题的叙事单元，颇具结构匠心。写得同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大宛列传》，博望侯张骞通西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超越了《山海经》的怪异思维，而还原到西北方的一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李长之说：“《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和大宛马为线索的一篇又威风又有趣的妙文。李广利虽为伐大宛的主帅，但文中写得他黯然，反不若张骞的开场之功。全文总在写李广利之封侯，实不值一文而已。”（《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之东南。张骞本是派去联络大月氏（原居河西走廊，遭匈奴冒顿单于攻击，迁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一带），合击匈奴的。但在匈奴被拘留十余年，娶妻生子，逃脱到大宛，再到大月氏后，大月氏新王已无报复匈奴之心。十三年后，张骞九死一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讲述了大宛、大月氏、乌孙（今伊犁河到天山一带）、安息（伊朗境）、条枝（叙利亚）、大夏（阿富汗境）、康居（哈萨克斯坦境）等西域大国。尤其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云云。中国北方农业由种粟黍，变为大规模种麦，与开通西域有关。其后汉廷送江都公主与乌孙和亲，又得大宛汗血马，名为“天马”。（司马迁未及见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三十六国）汉武帝为此曾作《天马歌》，见于《史记·乐书》，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代文化是楚风北上，又夹杂着齐风西进，同为楚歌的汉高祖《大风歌》也为《乐书》述及，后由小儿歌之，四时歌舞于沛郡的高祖原庙，现那里还有“《大风歌》碑”。如果说，汉高祖《大风歌》唱出了汉朝的开国气象，那么汉武帝的《天马歌》就唱出了汉朝的盛世雄风。这几首诗的流传，司马迁有一半功劳。《大风歌》原来可能有几十句，司马迁把他变成三句，可这三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要是一个很平庸的历史学家可能原原本本地都写下来，全记下来就没这么苍凉而精粹了。再如项羽的《垓下歌》，中军帐是军事要地，当时没人能进得去，司马迁到那里作实地调查，接触到了古战场附近的父老兄弟的传说、歌谣，把它记录下来。这几首诗，著作权是他们的，但经过司马迁记录、整理，就流传下来了。比如《东方红》原来是陕北民歌，是这样唱的：“东方呀那个那个红”，现在的《东方红》，是经过加工整理的，精神气象完全不一样。历史学家记录、整理资料，也在创造历史。这些歌诗分别与《高祖本纪》《大宛列传》互相呼应，这就是《史记》的“互见法”。在《史记》五种体例中，互见、互动、互补之处甚多，使《史记》结构具有建筑美，立体布局，相互勾连；又有烟波荡漾的苍茫感，气脉流贯，活力充盈，组合成一个充溢着司马迁杰出的器识和旷世才华的史学上和文学上的“《史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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