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那么多的名著，唯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安娜像个幽灵盘桓于我的心中。她总让我想起因病早逝的母亲。她们，一个活在永恒的经典里，一个活在她女儿的心中。她们风姿绰约的身影像印象派画家莫奈画作中的女人一样常常重叠在一起：轮廓模糊，基调明亮，红、黄、蓝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富有强劲的生命活力。她们都身不由己地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漩涡中。不同在于，前者的死是人为，她卧轨自杀、陈尸车站源于追求幸福的爱情。而我的母亲，失却向美而生、向美而行的高贵的生命是人力不可控的天意。
我的记忆从七十年代末抑或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开始：很多人先是在开会，拥挤成一团，无数双手争先恐后地伸向露天会场中间的八仙桌——桌上的土碗里堆着揉捏好的纸团，纸团上写着划分好的田地——人们抑制不住即将拥有土地的欣喜表现出迫不及待的疯狂。我被突如其来闹成乱麻的人们挤倒在地，有人从我脊背上踩过去，他们顾不得我疼痛欲裂的无助哭喊。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从人堆的脚底抢救出来。她铁青着脸，喘着粗气尖声大吼：“人都快被你们踩死了……”但是没人听得到她对被强大的私欲占领而漠视生命行为的谴责。我所有的记忆就是以那一天为起点的。也就从那一天开始，我所在家乡的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那是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为了从疯狂的人群纷乱的脚下救起我，豁出去了她的斯文。是的，母亲是斯文的。除了笑声很清脆，像一串打着铃的溪水，她几乎从不大声说话，更别说爆粗口骂人。其原因除了她与生俱来的安静沉思的气质，显然是因为她读过中学，且在读中学阶段寄宿在她已经出嫁的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姐姐家里。
母亲长得好看。身材高挑，高鼻杏眼，头发乌黑浓密，一咧嘴笑就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母亲爱干净。家里虽然简陋，没有多少像样的家具，但锅碗瓢盆、刷着红漆的箱子和刷着黑漆的柜子和抽屉经常都是镜子一般亮堂堂。
母亲有病。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人，无论是凭劳力挣工分的先前，还是土地到户承包的后来，都是被人看轻的。特定的年代，乡下人有乡下人的价值观，劳动和繁衍无疑是最主要的。受不得重力，生儿育女难，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母亲显然不具备高攀夫婿的条件。她嫁给年龄大她十二岁的父亲是外婆急于扔掉一个累赘，身强力壮的父亲娶了风吹柔柳的母亲是急于需要一个家庭。一对精神上大相径庭的男女就这样以婚姻的名义结合在了一起。
父亲不是卡列宁，但他与卡列宁一样不解风情。他具有庄稼人的所有美德，踏实，勤奋，善良，节俭，孝顺，他是出名的种庄稼的好手，收成总是很好。他也具有特殊年代庄稼汉的共有缺陷：读书少，生活粗糙，言行粗鲁，胆小自私，缺乏审美，以看得见的利益衡量得失。他背着蓑衣卷着裤腿满脸都是塘泥，依然可以端着饭碗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酸菜切成几大块，放在热好的腊油锅里，扒拉几下就铲起来。除了沾上腊油的味道，与刚从泡菜坛子里抓起来的酸菜味道没什么区别。母亲却不一樣。她把酸菜切成细细碎碎的，除了放腊油，还要加上几颗胡辣子，在猛火烧着的铁锅里反复地翻炒，出锅后盛在精致的盘子里，宛如色香味俱全的工艺品。
母亲还有一手点豆花的绝活。满满一大锅豆浆，她只用汤勺装满浓胆水，像变魔术一样把汤勺沿着锅边绕一圈，胆水没了，豆浆却清了，豆花纷纷沉淀，又多又绵实。在她离世之后的这几十年里，每逢亲友相聚吃豆花，就有人叨念母亲的手艺，然后老老少少就少不了一番惋惜。
母亲有她的生存法则，做不了地里的粗活就把家务活收拾得妥妥帖帖。她厌恶邋遢随便，她觉得一个人的穿戴是体现出来的尊严。她有一双苹果绿的塑料高跟拖鞋，细细的鞋帮带，高高的鞋跟。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母亲穿着那双拖鞋坐在坝子边的竹丛下为我们织毛衣。织得累了，母亲就站起身来，趿拉着苹果绿拖鞋袅袅婷婷地从坝子这边走到那边。那时候，对面小山上那些青冈啊、香樟啊、桉树啊，叶子油亮亮的都在跳舞似的。顶着露珠的青草的香味、水田里扑腾的鸭子的腥味、竹林里冒出来的蘑菇的香味，都袅袅婷婷地弥漫在空气里似的。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我有了记忆不久后的时日里，我们整个村子恐怕都找不到那样一双有着高高的鞋跟的拖鞋。别说高跟拖鞋了，就是普通的皮鞋也难得找到一双。大多数乡下人都是一年一双布鞋，不到隆冬时候不穿，其他时节都是光着一双脚板走路。地名叫乌龟石的湾子里有一个绰号叫“黄精灵”的驼背大爷，有一双黄黄的笨重的军用反皮鞋。那是因为他是军人家属，他的儿子在离家很远的部队当兵。他们家门口贴着“光荣之家，争取更大光荣，发扬革命传统”的对联。
那双拖鞋是母亲去县城里大姑家做客，大姑陪她去闲逛时买的。那次买回来的还有一种粉红色的叫“海鸥”的洗发膏。洗头时，妈妈用它给我抹在头上，揉出许多泡泡，洗完后头发飘溜柔顺，一连好多天都飘散着浓郁的让人着迷的芳香。
在成天与男人一样在田地里淌汗劳作没有时间拾掇卫生的女人中间，在夏天只舍得穿纱布缝的短衫的女人中间，母亲是另类。每当看到她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人们也会认为那是因为她的病导致的短处而不是长处。为此，她非但不会惹人羡慕，反倒会让人怜悯。
“累不得喘不得的，成天待在家里，总得找点事做……收拾那么干净穿得那么体面能当饱饭吃？”
唯一让母亲得到乡亲们啧啧赞叹的，是被医生阻止生育的她却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我们姐弟。
对于我和弟弟，母亲更是将她的生存之道发挥到极致。我能从识字起就在泛黄的杂志上读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名字，能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读半古文半白话的《红楼梦》，能从小就接触到崭新的《少年文艺》《步步为营》等益智思维训练的书籍，以至于今天我能写几篇让人读得懂的歪文，多半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有意无意的启蒙功不可没。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书是她从哪儿搬回来的。或许是哪个旧书摊廉价淘来的，比如泛黄的杂志;或许是咬牙花掉一笔计划外的开支从书店里购买的，比如崭新的童书。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位怜悯她的女人能看出我今天的样子与母亲当日的决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
我的相册里有一些黑白老照片：坐在高脚藤椅里穿着花棉袄傻乎乎笑着的才刚刚一百天的我;老屋旁的油菜花田里，腼腆地扭着身子的五岁的弟弟;侧着身子、手臂撑着树枝昂头含笑的母亲……我把它们从老屋搬到我读书所在的不同的学校，又从不同的学校搬到一个又一个新家。我买了一个又一个相册，就是为了好好珍藏，珍藏曾经的温馨。正是那些温馨的时刻，让我格外感激母亲给我的深沉的爱。
父亲与母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们的结合是封闭观念的产物。父亲不理解母亲，他从来不认为一个女人的思想是需要理解和欣赏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为主导且根深蒂固。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曾经以到县城看望姑妈的名义，偷偷带着我们去电影院看风靡一时的《少林寺》，那过足了国产武打影片瘾的时刻是我整个童年时期见多识广的资本。他更不知道母亲所做的这一切在这之后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的效力。我对生活的好奇与激情，对哲学文学的偏爱，对工作由衷的诚挚，都来源于母亲以她的才情为我们的成长尽可能提供的精神滋养。
母亲二十九岁就离开了我们。无疑，正是那难得的当不了饱饭的才情，正是向美而生的性情，让母亲短暂的一生有了与安娜一样的孤寂和彷徨无依;正是向美而行的活力，让母亲有了安娜不曾品味过的丰富、深邃、多姿多彩、芬芳艳丽。她清丽脱俗，楚楚有灵气，以积极的方式坚定地与命运抗争，对自然对未来她有那么多的期许。或许正因为有病的缘故，才让母亲有别于她同时代的乡下女性，有别于绝望赴死的安娜。如托尔斯泰看透了安娜一样，我不知道有灵性的母亲是否爱我粗糙的庄稼汉父亲。但这丝毫不妨碍母亲活在我臆想的经典里。我愿意含泪背诵我喜爱的所有诗篇祭献给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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