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刑赏忠厚之至论

刑赏忠厚之至论

刑赏忠厚之至论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235]之声，欢休[236]惨戚[237]，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238]，而告之以祥刑[239]。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240]，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241]，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242]为士[243]。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244]曰“鲧[245]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246]圮族[247]”，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248]。”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249]，刑不以刀锯[250]。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251]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252]，乱庶遄[253]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254]。”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235]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236]欢休：和善。

[237]惨戚：悲哀。

[238]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239]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240]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241]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242]皋陶：亦作“皐陶”、“皋繇”或“皐繇”，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

[243]士：狱官也。

[244]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245]鲧：传说大禹之父。

[246]方命：逆名。

[247]圯族：犹言败类也。

[248]不经：不合常法。

[249]爵禄：官爵和俸禄。

[250]刀锯：古代刑具。亦指刑罚。

[251]忠厚：指忠诚，厚道。

[252]祉：犹喜也。

[253]遄：速也。

[254]沮：止也。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深爱百姓、深切替百姓担忧，而且以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正义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正义，就变得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正义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解析】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21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推荐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参加了考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编造出来的，欧阳修、梅圣俞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上，苏轼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只不过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

这个轶闻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考取而故作惊人之论而已。苏轼后来在《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些气话虽含有遁词的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味。

本篇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为了扣题，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文笔酣畅，说理透辟，尤其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