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伯夷》唐宋散文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王安石·伯夷》唐宋散文鉴赏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②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③,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④闻西伯⑤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②北海:指渤海。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⑤西伯:西伯侯姬昌。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见独识”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避纣”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的心愿与吕望无异。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之说。

文末一段结构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论调,而是反过来推论,使得论证更加严密谨慎。武王倡伐纣之大义,太公辅佐而成就大业,“夷纣”之心与吕望无异的伯夷不可能以之为非而加以劝阻反对。这里主要抓住仁与不仁作文章,辩驳振振有词,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照应篇首,重申自己的观点:“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补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强调说:“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后人评论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中说本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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