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亚历山大城很冷，波多马克河上浓浓的寒气，不声不响地弥漫到两岸。岸边的樱花和梨花虽已悄悄地绽放，但风依旧是刺骨的，吹到脸上刀刮一样的感觉。坐落在城南端的平安之家公墓园，不像往常那么宁静。从各处赶来的人们轻轻地走进，悄悄地谈话，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送别的场面总是肃穆的，仿佛连空气都不再流动了。我夹在人群里，默默地在心里祈祷，“小列宁，慢慢走啊，不会再有人追赶你了。”
第一次见到伊沙贝尔，我就忍不住惊呼：“啊，小列宁！” 他身材瘦小精干，眼睛炯炯发亮，一缕不长不短的胡子，讲起话来一抖一抖的，使他的脸显得异常生动。他喜欢穿人字呢西装，走起路来像刮过一阵风似的迅捷，那神态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小列宁。伊沙贝尔的确是俄罗斯人，他来美国的经历，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伊沙贝尔一只手提着篮子，另一只手携着妻子，篮子里装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大卫，一家人就这样踏上了曲曲折折的西行之路。从莫斯科绕到圣彼得堡，又在欧洲辗转了几个国家，一路向西向西，终于仓惶地逃到美国。每每回忆起往事，伊沙依旧显得惊魂未定。
在六十八岁那年公司为他举办的退休祝福会上，伊沙从文件夹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纸，纸已经泛黄了。“看看我的这封聘任书吧，一九七六年，年薪一万六千美元。当年就是这么一张纸，救了我们全家。” 伊沙的声音微微颤抖，对这片土地他始终深怀感恩。
在我眼里，伊沙贝尔就是个颇具个性的俄罗斯老头，故而常常忘了他还是公司的高层主管。有一次午间休息时，我无意间哼唱“红莓花儿开”，被伊沙听到了，他眼睛一亮：“你怎么也会唱这个？” 我告诉他，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苏联歌曲，五十年代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伊沙听了，便激动起来，他清了清喉咙说：“让我也来唱一首吧。”他唱的是“喀秋莎”，那低沉的嗓音有股磁力，喀秋莎伴着他的歌声一路奔跑过来，热情的眼神，红扑扑的脸，带着西伯利亚荒原的味道。伊沙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雾，流露出黯然的忧伤。
我和伊沙贝尔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这么多不同足以酿出几道鸿沟了。可直觉竟如此奇妙，它让我感觉得到与伊沙那种天然的默契。
有一阵子，伊沙迷上了中国电影，这还得归功于李安导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他见到我，劈头就问：“你看没看《卧虎藏龙》？”我说：“还没来得及看。”他连声赞叹：“太美了，没有比那更美的了！你看哪，在云里雾里博弈中国功夫，行云流水，翩然若仙。多美的寓意啊！你说说看，中国功夫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伊沙这么一问，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什么东西离你太近，反而变得熟视无睹了。伊沙并不等我回答，接着说：“中国功夫可不只是用于防身的，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你看那一招一式，你来我往，交锋较量是其表，交流沟通才是其里。”
听了伊沙这番评论，我不禁陷入沉思。一个俄罗斯人看《卧虎藏龙》，不见龙虎相斗，不见阴谋诡计，但见清净明澈慈悲为怀的人性。他能穿透红尘的繁枝末节，触摸到我们文化中最纯粹最本质的东西。当自己的文化被异质文化的人以最善意的情怀解读时，那种感动是深沉而持久的。后来，伊沙每看完一部中国电影，都来和我交流观后感，他简直成了中国电影迷。
伊沙对电影的钟爱受了儿子的影響。当年那个被装在篮子里的大卫，从艺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好莱坞打拼，在电影《Just Married》里还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父亲喜爱中国艺术的情结，也默默地耳熏目染了儿子。伊沙告诉我说，大卫在纽约百老汇演小型室内剧，他想创意有所突破，尝试引入中国元素。文化融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难得一位俄罗斯小伙子有这样的情怀。
眼前的大卫，身穿灰色呢子短大衣，高大魁梧的身材与他瘦小的父亲伊沙贝尔刚好相反。他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平安公墓园的宁静。“朋友们，擦去你的泪，不要难过。我虽然走了，身后却是一片阳光，那是留给你的，最真诚的礼物。”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诗作，只觉得像伊沙在娓娓地诉说。
伊沙贝尔静静地走了，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幽默的俄罗斯老头。我们都来自遥远的东方，一个从俄罗斯，一个从中国，在地球的另一端不期而遇。而这样的相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在我平淡的生活里。
退休的凯瑟琳，几乎每年都回公司来参加圣诞节餐会。她喜欢戴中国丝绸围巾，每次来都换上一条花色图案不同的围巾，大家夸赞她的丝巾漂亮，她便非常骄傲地说：“这都是我的中国儿媳妇送我的礼物。你看看，多美的丝绸啊，这么柔软滑润，真是像极了我那可爱的中国女儿。”
她总是这么称呼她的儿媳妇。一说起儿子儿媳，凯瑟琳就停不下来了，她会滔滔不绝地从头讲起。从儿子如何热烈追求可爱的中国小女生，到俩人如何按照中国的习俗拜天地，再到小孙女如何教她讲汉语，绘声绘色，投入得让人不能不动容。说到儿子到杭州一所大学去任教讲学，并举家迁到西子湖畔，凯瑟琳就更加兴奋不已。她已经不止一次去过中国，那个遥远的国度，对她已经不再陌生。讲到末尾，凯瑟琳总不免感慨万千。她说在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连做梦都不曾想到，有一天能飞到中国，而且去了那么多的地方。真是没想到，生命旅程里会有这样一份奇遇。
对于凯瑟琳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奇遇。每一种相遇似乎都是偶然的，可每一种相遇又好像总是隐含着某种必然，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相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早春的午后，坐在巴诺书店咖啡厅里，随意打开了一本书，赫然映入眼帘的书名《马可· 波罗》令我耳目一振，作者是俄罗斯作家什克洛夫斯基。他在1931年写成了这部巨著，一部以马可·波罗为主人公的历史传记小说。什克洛夫斯基以传神之笔，徐徐生动地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公元1271年，一位十七岁的威尼斯少年，跟随着他的父亲叔父，从地中海出发，踏上了那条通往遥远东方古国的漫长道路。他们经过了土耳其伊朗和大不里士城，一直来到霍尔木兹。然后穿过荒凉的伊朗大沙漠，翻越寒冷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了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的南道，穿越罗布泊沙漠，抵达古城敦煌。再穿过河西走廊，最终到了元朝的上都。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历时整整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险山恶水，大漠孤烟，路上遍布着马和骆驼的蹄子印，随处可见马匹骆驼干枯的尸骨。然而令人着迷的东方世界激励着他们，不畏险阻，一路前行。也许这位威尼斯少年未曾想到，他的这次东方探险之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般的奇迹。他，就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走过的那条路，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
走过丝绸之路，马可· 波罗与中国相遇了。什克洛夫斯基如摄影师一般，把一个个蒙太奇画面组合变幻，为我们勾勒出了马可· 波罗在中国的传奇经历。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十七年，足迹踏遍了万水千山，从云南到扬州杭州泉州。他用文字记下了他的中国故事，留下了一本传世之作《马可· 波罗行记》。这本书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富庶强大的中国，一个充满新鲜活力、生机盎然的中国。
而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 波罗》，字里行间浸透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对东方世界的美好想象。他说：“中国是个充满永恒传说的国度”，“中国应当被发现，正如当年美洲被哥伦布发现那样，发现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文化、风景……而马可·波罗正是那个发现之人。”
一位俄罗斯作家，追随着马可· 波罗的足迹，尝试着认识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解读东方这个古老的文明。这不恰好是丝绸之路上缔造的又一个传奇吗？
我不由得想起了伊沙贝尔，他喜欢的《卧虎藏龙》，他欣赏的中国功夫。还有凯瑟琳，她喜欢的中国丝绸，她爱怜的中国女孩，她欣赏的西湖美景。蓦然间，像有扇天窗在我心里开启，文化认同文化烙印这些名词不再那么抽象骨感x4okWszcYxGeBIhvrF+RTg==，是伊沙贝尔和凯瑟琳让它们形象丰富了。所有文明交流与文化交汇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人类情感的融合，它跨越国界语言，穿越沧海桑田。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怀着强烈的东方情结 ，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向东。马可· 波罗与中国的相遇，不只是物理的相遇，更是文化的相遇，精神的相遇。他的一本中国行游记，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有向往才有相遇，才能互相了解，才会摒除偏见。丝绸之路让西方与东方沟通了，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经由丝绸之路交往交流交融，而相互融合才是文明发展最完美的境界。
七百多年后，现代交通工具和网络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东方与西方仅在咫尺之间。乘上波音787 “梦想号”，从威尼斯到敦煌也不过就是一天的旅程，与马可·波罗的四年相比，这几乎只是转瞬之间，古老的丝绸之路似乎风光不再了。然而，路不仅仅是一条路，路更是一种语言。那条贯穿东西漫长久远的丝绸之路，不正是对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历史述说与文化述说吗？
什克洛夫斯基在《马可·波罗》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类的文化不是在欧洲创造的，不是在地中海创造的。不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俄罗斯人，不是哪个单一民族独创的。它是由整个人类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 丝绸之路恰如一条文化的纽带，每一种文明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这条纽带上闪烁发光遥相呼应。
走出巴诺书店，正值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边，朵朵彩云追逐着，好似金色的波浪。看一看那些云朵，要等上多久才能與夕阳相遇，才会幻化出彩霞满天的惊艳之美啊！
西边近黄昏，东边方黎明，这世界的确是圆的。哥伦布倾其一生去航海去探险，就是为了证明这么一个朴素的真理。无论从东方走到西方，还是从西方走到东方，这条丝绸之路一直环绕着我们，让我们走在相遇的路上。相遇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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