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谢民师书》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文章鉴赏】

〔注〕

①坐废:因罪受贬。累年:多年。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至元符三年(1100)被赦还,南贬已达六年。

②“不敢”句:谓不敢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与之交游。

③“自还”句:指渡海北还。苏轼于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

④无一日之雅:语见《汉书·谷永传》,意谓素无交谊。雅,平素,引申为交往。

⑤“倾盖”句:意谓一见如故。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语。倾盖,指途中偶然相遇,停车交谈,两个车盖相倚而倾斜。

⑥“言之”二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⑦辞,达而已矣:见《论语·卫灵公》。

⑧系风捕影:风与影都没有实体,难以捕捉,用来比喻了解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很不容易。《汉书·郊祀志下》:“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

⑨雕虫篆刻: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这里用以比喻辞赋为小技。西汉童子学习的秦朝八种书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纤巧难学的两种。雕虫篆刻,是说雕琢虫书,篆写刻符,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

⑩“终身”三句:扬雄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命为是著述经传,苏轼认为这只是不用讲求音节的赋体而改用散文罢了,不能算作经传。“屈原”三句:《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经》里有“变风”、“变雅”,所以苏轼说《离骚》是风雅之再变者。“使贾谊”四句:扬雄《法言·吾子》:“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苏轼反对此说,认为应该给贾谊以较高的评价,不能因为他作过赋就贬低他,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升堂有馀,古人把学问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喻为“入门”、“升堂”、“入室”,升堂有馀是说快达到“入室”的造诣极高的境界了。

欧阳文忠公言:欧阳修《苏氏文集序》:“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此意苏轼曾多次引述,如《答刘沔都曹书》云:“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又《答毛滂书》:“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苏轼谓谢民师曰:“子之文如上等紫磨黄金。”又用以比人,如《答黄鲁直书》:“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又《太息一章送秦少章》:“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等等。本篇引欧阳修语,当只“文章如金玉”一喻,“市有定价”以下,是苏轼的引申发挥,故各篇措语多有不同。

惠力:寺名,一作慧力,在江西临江(今清江)县南二里。临江邻近谢氏家乡新淦,谢氏请苏轼为惠力寺法雨堂题额。《东坡经进文集事略》本“堂”后有“两”字。 临江:宋临江军,治所在今江西清江县。新淦亦其属县。峡山寺:在广东清远县清远峡。苏轼绍圣元年来惠州时曾游其地,有《题广州清远峡山寺》文。

本文又题作《与谢民师推官书》。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颇有诗名,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充同榜登第,时称“四谢”。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海南遇赦北还,六月过海,十月至广州。当时谢民师任广州推官,曾携带诗文谒见苏轼,很得苏轼的赏识。苏轼离开广州后,谢民师多函候,本篇是苏轼行至广东清远写给谢民师的复信。

这封书信,开端陈述双方交谊,收尾答复对方请托,中间重点谈艺论文。苏轼晚年连遭远贬,历经坎坷,饱尝人事冷暖、世态炎凉,不愿轻易纳交官府中人。“不敢复齿缙绅”一语,话中有话,浸透了作者酸楚郁愤的情愫。他多年谪居岭海,如今遇赦北归,实乃意外之大幸,“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只一笔,写尽了大难不死者绝处逢生的真切体验。备受迫害与冷遇的苏轼,长期故旧星散、交游断绝,而素无往来的谢氏,却多次问讯、过往,情亲意厚,对方的殷殷相待,使苏轼感到“倾盖如故”。这段文字坦率地陈述了苏轼由保留观察到乐于纳交的复杂心理,与友人诚挚而亲切地交流了思想。收尾对谢氏求索墨迹作出恳切说明、答复,并将当下行踪告知友人,措辞简当而亲切。

书信的重点是阐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作者由赞扬谢民师的作品,发表了“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一段妙论,表达了自己崇尚平易自然文风的一贯主张。他自评其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这段话与信中所云可以互相参证,足见这种天然美的风格苏轼最为倾心,事实上也只有他的文章才达到了这种境界。崇尚天然美并不忽视文采。引用孔子的两段话,既强调重文,又强调达意。人或以为“止于达意”,“疑若不文”,苏轼把两者统一起来予以诠解,纠正了“辞达”只是语言表现问题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一要能“求物之妙”,即善于寻求客观事物的奥妙底蕴,把握难以捕捉的生动意象;二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细致地观察、熟悉、认识、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三要“能了然于口与手”,即以准确而形象的语言予以生动的表现。只有如此,才叫“辞达”。辞而能达,便一定会很有文采了。他的解说,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物、意、言三者的关系,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给孔子“辞达”说注入了新的意蕴。倡导辞达,自然反对故为艰深,故下文借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进一步阐述“行云流水”的境界和“辞达”的要求,并非在于形式,而首先取决于内容。正由于此,所以扬雄的终身雕篆,独变其音节,不足以称“经”,屈原作《离骚》,不能因为形近于赋而予以贬低。屈原的《离骚》上承风雅而加以变化,其成就可说光照日月;贾谊学力甚高,倘生当其时,何妨作孔子的“入室”弟子,而扬雄因为他写过赋就鄙视他,这是单从形式着眼,表明扬雄识度浅陋。这里经过对扬雄的驳议,更加深层地昭示了苏轼重天然、讲文采、反对故作艰涩的文学观。末引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所说的“斯文,金玉也”一句语意而加以发挥,作为收结,既回应上文,又表明未敢自是,体现了学界老宿谦谨自律和平等待人的良好学风。

与友人论文一段,先借称颂对方文风提出自己正面的风格理想和美学追求,次借诠解先哲名言阐述创作三昧,再以驳诘前人旧说申论自己的见解。行文中以“行云流水”喻文风的自然,以“系风捕影”喻把握创作兴会,以“精金美玉”喻文章佳妙,语言新颖生动,富有文采。《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说:“论文到精妙处,亦唯东坡能达。”正说明本篇论文臻于精妙之域,进入“辞达”之境,体现了苏文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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