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素钦
【作家简介】大冈升平(1909—1988)，现代日本小说家，1909年生于东京。中学时代，受到基督教的影响。1929年考入京都大学法文系，对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发生兴趣。大学毕业后，业余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尤在司汤达的研究上有成就。1944年6月，被强征入伍，作为密码员派往菲律宾民都洛岛，次年1月，被美军俘虏，过了一年俘虏收容所的生活。这段给作者留下深深创伤的战争经历，对他战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陆续完成了一系列纪实性反战小说：《俘虏记》(1948)、《出征》(1950)、《野火》(1951)、《莱特岛战记》(1971)等。《俘虏记》、《野火》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是“战后派”文学的代表作。两部作品在构思和题旨上一脉相连，都对人在极限状态下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审视。《俘虏记》着重探讨不杀人的问题，而产生了国际影响的《野火》则进一步探讨不吃人肉的问题。除战争题材外，大冈的创作还有追踪战后日本人的风俗与心理演变的恋爱小说和以自己身世为主体的传记作品，前一类的主要作品有《武藏野夫人》(1950)、《花影》(1961)等。大冈升平不仅被认为是“战后派”文学的主将，而且还与三岛由纪夫、井上靖一起并称为日本现代文坛的三杰，1971年，大冈因自己曾有过被俘的历史，拒绝接受日本艺术会员的称号。1988年12月25日，在东京顺天堂医院离开人世，享年80岁。
《俘虏记》，申非译，载《世界文学》1985年2月号。
【内容提要】1945年1月25日，我在民都洛岛南部山岳中做了美军的俘虏。我们中队从1944年8月起担任该岛警戒，士兵都是年初入伍的新兵。年底，美军在岛上登陆。我们立即转入山中，希望战事越过我们去进行。不幸疟疾降临了，由于没有药品，战友们不断地死去。我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中队长率先阵亡，他似乎是在主动求死。出征前，我抱着“与祖国共命运”的观念，现在也意识到成为这愚蠢的战争的牺牲品实在毫无意义。我和S制定了一个逃离菲律宾的计划，却没料到同时染上了疟疾。美军进攻了，分队奉命转移，扔下了我们这些重病号。我用饭盒向路过的士兵要了些水，可手发抖灌不到水壶中去，就把它扔了。我能够生还写这篇文章，多亏当时扔掉了这盒水。我跟上了正在重新集结的队伍，但再也没有力气跟大家一起行进了。独自躺在大树下，我决定自杀，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喝上一口临终的水。我沿着干涸的山溪寻找着，可是偶尔见到的水汪实在太脏太臭，无法下咽。走到丛林边上，我又躺倒了。我记不清那时是否在考虑自杀或口渴，却确实记得我在考虑不向我碰到的美国兵开枪。我的决心很快就遇到了考验的机会：一个年轻的美国兵出现在前方。我不自觉地打开了枪上的保险，紧张地注视着慢腾腾地向我走来的美国兵，果真没有开枪。山那边响起了枪声，把他引走了。我后来常常反省这个行为，百思不得其解。晚上，我把步枪和刺刀都扔了。只带了一颗手榴弹、两把米和水壶。过度的饥渴使我出现了幻觉。虽然下了一会儿雨，但微小得湿润不了干透的喉咙。天亮了，我终于领悟到死前是喝不到水了，便拔掉了手榴弹的信管，不料是个臭弹。于是，我用双手把枪口对准额头，可大脚趾又不能稳定地去踩扳机。接下来就失去了知觉。当我被人踢醒的时候，已成了美军的俘虏。我断定自己要被处决，因而不断地向身边的美国兵要水喝。我一边不停地喝水，一边爽快地回答着美军队长的审问。末了，他告诉我将可活着回到日本，我的心却已失去了作出反应的弹性。直到军医给我服了药，躺在绿色担架上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是得救了”。
【作品鉴赏】《俘虏记》是大冈升平的成名作，写于战后初期，在收入以《俘虏记》为总题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时更名为《被俘之前》。《俘虏记》是日本战争题材文学中别开生面的力作。就故事情节而言，它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记录，小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都与作者的经历相吻合。“我”得了重病被连队抛下，在饥渴疲病中苦苦撑持，为在死前能喝上水而顽强地活着。路遇迎面走来的美国兵，“我”始终没有开枪。最后四处找水不着，两次自杀不成，当了美军的俘虏。
反战，是小说最为鲜明集中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是通过“我”——一场罪恶而屈辱的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和切身体验者的特殊视角揭示出来的。作者用“我”的所见所闻，在看似轻描淡写、隐隐约约的叙述中，勾勒了一个混乱、愚蠢、荒谬的战场图景：在敌我众寡悬殊的战场上，我方指挥混乱、军纪涣散、斗志全无、锐气尽失。希望战事越过自己去进行，是我所在的小部队所抱的“唯一希望”；派来增援的尖刀连，却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背着父亲请战出国的S，却在精心制拟逃走的计划；精明的中队长对隐蔽的驻地也不保密，只求速死。敌人的枪弹和疟疾都在不断地吞噬着战友们的生命……这幅真实的战场素描，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前夕垂死景观的再现。其间种种荒诞反常的细节，就是日本军人厌战情绪的写照。“我”更是这种厌战情绪的最突出的代表：他原本抱着“与祖国共命运的观念”，但现在“早已不相信日本会胜利”，深感为充当愚蠢战争的牺牲品而死了无意义，因而“憎恨把祖国引向完全绝望的战争的军部”。面对随时可能杀害自己和战友的美国兵，他竟然决定不开枪；在回答敌人的审问时，他几乎没有隐藏实情的意图；他顽强的意志，也只是用于喝到“临终的水”……凡此种种，都突出地表现了一个理想幻灭、精神崩溃、感觉麻木、是非含混的日本士兵的精神状态。至于他那不无悲剧色彩的为等待确切无疑的死而更强烈了的生的欲望和努力，就更强化了对灭绝人性的战争的控诉，从而突出了反战、厌战主题。
《俘虏记》之所以能够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在于它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反战、厌战主题，更在于它对这种主题内涵的开拓，在于它在题材、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创新。这些，都特别突出的体现在“我”对待美国兵那奇异的行为方式上。战争就是杀人和被杀，《俘虏记》却执著于描写和探讨不杀。“我”精疲力尽地倒在丛林边上，面对随时可能发现并杀害自己的美国兵，虽然顺手打开了枪机，却在对方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开枪。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它究竟源于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包含了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和道德含义?作者被它所纠缠、吸引，禁不住要苦苦地寻找出答案。于是他充分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力图尽可能地从回忆中勾画出“原始情景”来，以精密地剖析“我”那复杂的心理动机：就客观情势而言，受到攻击的部队陷于崩溃状态，我们都注视着确定无疑的死，因此，我是否打死这个美国兵，对我和战友的命运“都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只有这个美国兵的命运会截然不同。我之所以不开枪，是“不想用人的鲜血玷污我此生的最后时刻”。但是，由“自己将死”而引出的道德行为是“可杀可不杀”，而不一定是“不杀”。那么答案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我”事先有着不开枪的决心呢?我虽然下了不开枪的决心，但不一定能贯彻。事实上，随着美国兵的靠近，出现了“我感到异常紧张、喘不过气来”并打开了保险的情况，要不是右面山上的枪声改变了美国兵的方向，后来的情形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不开枪的决心得以贯彻，“不过是出于一种偶然”。作者就是这样依次先提出种种可能：人类之爱的观念、动物本能的反应、开枪的意志受到现场情景的抑制、由于他太年轻，以至突然产生了类似父亲的感情……然后去追溯当时的情景并据以进行分析。但是，作者同样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同样逐一否定了列举的种种可能。这样用不结论的结论来探讨不作为的作为，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大冈升平之所以固执于提出并解答这个“斯芬克司之谜”，旨在借这种种推导蕴含自己对战争、对人性的哲理性思考，引发读者对战争、对杀人行为的深入探讨。虽然“为什么不开枪”这个问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对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当军队这个外在的约束不存在时，个人会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作者却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大冈看来，当一个人脱离了国家意识的羁绊和军队的束缚，孤身处在密林中时，他是不会杀人的。单独的人不会杀人，这就是大冈的结论。而将这种想法表现出来，就是他创作《俘虏记》的动机。在谈及自己创作意图时，作者曾明确指出《俘虏记》有与军队和国家对立的意图，要表现对日本军队、对战争与国家、对战争与军队的“憎恶”，因为国家、军队以集团意志摧残扭曲了人的本性。由表现厌战、反战情绪、批判日本国家和军队到对国家与军队、战争与人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性分析，由从感情角度否定战争到从理性高度反思战争，同时在生与死的表象中去窥视人的存在、创造力及其价值，这就是小说主题所达到的哲理高度，所取得的丰厚意蕴。而赖以跃上这一高度的“跳板”正是“不开枪”这一特定题材的运用。题材的创新带来思想主题的拓展，《俘虏记》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独到的心理描写艺术，是大冈创作的一贯特色，也是《俘虏记》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作者对不开枪的动机的层层剖析，着实精细得耐人寻味，明智得令人生畏，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他在这里运用心理分析的技巧是别具匠心的：他把近于罗嗦的反复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既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韵致，又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使作者能更真实、更细致地再现当时的种种细节，分析人物的心理，而且还在时空上将过去和现在叠合起来，在内容上将战时的经历与战后的反思串连起来，由战争的描写到战争的体验，由对象的外在行为到对象的心灵秘密，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加以再创造的艺术空间。将人物性格的历史视为一部心理结构史，将战时的回顾与战后的反思融为一体，将主人公极有自知之明的自我凝视与作者冷峻、严肃的自我解剖结合起来，这是大冈升平心理分析方法的独到之处和现代性的表现，也是其小说艺术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不容讳言，《俘虏记》也是存在微小瑕疵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在个别细节的处理上是有疏漏的：他在晚上让我“把步枪和刺刀全都丢下”了，却在第二天让我仍用它来自杀。但这白璧微瑕，无损于它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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