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的另一面

《灵与肉》的另一面

◎白草

《灵与肉》最初拟定为报告文学形式，后来才写成了短篇小说。1980年，张贤亮、冯剑华夫妇受《朔方》编辑部之命，前往宁夏灵武农场采访一对侨眷夫妇严纪彤、王柏龄，二人系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在培育猪的新品种上做出过贡献，因所谓“海外关系”受到打击和折磨。1978年获准出国探亲。他们的父母都是富有的工程师，在巴西生活，已为他们办好了永久居留证，生活条件优渥，可俩人在巴西只待了十个月便返回宁夏。当问及何以放弃丰厚物质条件而重回偏僻农场，他们质朴地回答：“不习惯”, “和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有割不断的感情”，而且总惦记着他们的科学实验。这句朴素的回答令张贤亮深受感动，但“不习惯”作为一篇报告文学的主基调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便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灵与肉》。原本以他人作为描写对象，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不知不觉间把自己投放进去，于叙事过程中忠实地记录下了作家本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时期的生活和感受”（《牧马人的灵与肉》）。

《灵与肉》原来要写到5万字，为了适合刊物的容量，砍掉了近三分之二，成了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短篇。砍掉的部分基本上是心理分析和理念变化过程。张贤亮后来多次表示懊悔，也曾想着再写一篇作为补救，未果。据张贤亮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研究者高嵩说，《灵与肉》的创作基于“悟性逻辑”，终于“生命的根”，原来没有“爱国主义”概念。手稿送到编辑部后，编辑建议他“明确‘爱国主义’的主题”（《张贤亮小说论》）。小说第三节开始大段描写草场、沼泽、芦苇丛、马匹啮草的声音以及大自然的气息等，光影声色共同构成了一幅美景，显示了张贤亮诗、音乐及绘画的综合素养。这些清新优美的文字之后，突然出了一段话：“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它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

一个刚刚遭受过侮辱、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的人，转眼间突然又发出感慨，觉得生活多么美好云云，在小说节奏和语调上显得相当突兀，与整体不相协调。这句话，应该就是张贤亮接受了编辑建议之后加上去的。

《灵与肉》发表于《朔方》1980年第9期，次年4月，著名老作家丁玲发表评论文章《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从此“爱国主义”就成了小说的标签。

张贤亮想要表达人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是高嵩所说“生命的根”，这比一个单纯的标签阔大得多。张贤亮其实是不满的，直到19年之后，即1989年，他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第四部分第九节至十八节，用了十节的篇幅阐释修改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一个重要情节——那个高贵富有、文雅宽厚的父亲从国外回来，要带自己受苦的儿子出国。小说写道，归国的父亲只是一个幻影，真实情况是张贤亮的父亲不仅没有出国，而且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而瘐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暗示了作家曲折、隐深的心事。据高嵩《儒商张贤亮》记载：

他的父亲张友农3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商学院，由于被东北沦陷后抗日风潮迭起的形势所感召，毅然辍学归国，为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将军作了英文秘书的一员，卢沟桥事变后，由南京携眷迁居重庆。

……

1951年，他随父母由南京迁居北京，那时他已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了。次年，他的父亲由于一桩未被宣布任何确凿理由，也未被宣布任何确凿结论的“案子”瘐毙于看守所。

张贤亮《父子篇》中回忆了他的父亲，尽管早年的印象并不是多么美好，晚年时却经常想到父亲，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只有当父亲死了之后，象征意义上的儿子才会真正成长起来。张贤亮说，他后来发现自己有很多方面越来越像父亲了。从中可见出他对父亲深沉的爱。那么，大致可以肯定，在虚构性的文本中，父亲那么富贵、体面地再度返回祖国，正是对父亲事实上悲惨结局的告慰，是作家的一次心祭。

小说中许灵均和李秀芝始于凄凉、终于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有人赞扬张贤亮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写得最好，张贤亮苦笑着说，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是见不到女性的，39岁之前他纯洁得像个天使，43岁之前他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性接触，他才大胆想象任何一个美丽的女性。许灵均与李秀芝婚恋的美满，亦可视为对张贤亮本人实际经历过的挫折的一种补偿和替代。张贤亮至少两次提及，1972年，他所在的农场就来了不少如李秀芝一样的四川姑娘，他也差点和一个“秀芝”结婚，只因差了100元钱，支付不起对方来宁夏的旅费，好事未成。

《灵与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轻轻推开它的一扇窗户，会看到它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