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其
《水经注》四十卷，记载我国古代河流分布的情况，以及与山河有关的人物史迹、传说谣谚、名胜异产等等，是一部富有史学和文学价值的古地理书，作者郦道元。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生活在北魏时期，官至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著有《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和其它一些文章，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水经注》一书了。史书上说他少年时就有“访渎搜渠”的兴趣，他好学不倦，“历览奇书”，有关古代地理的书籍，如《山海经》、《禹贡》等等都仔细阅读。当时流传有一部《水经》，他读后认为过分简略，缺乏旁通，所以决意为《水经》作注。他搜集了丰富的资料，总计所引古书达四百多种，尤其是一些有关地理方面的书，从古代的《禹贡》到离他较近的《佛国记》，还有晋僧道安的《水记》(记四海川水之源)、虞江雍的《江记》、《汉记》等等，皆摘采其中精华。更难能可贵的是，郦道元亲自进行实地调查，寻访古迹，追源溯流。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
《水经》原书内容简略，所记河流水道仅一百三十七条，道元作注时，补充记述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将近增加十倍，注文更多，如经文“(河水)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一句，注文竟达六千多字，引书十几种，并且反复比较考证。
《水经注》记述了这么多河流，对我国现今各省的主要河流，如山西的汾水，山东的济水、汶水，河南的汝水、颍水，河北的易水，陕西的渭水，湖北的沔水(即今汉水)，湖南的湘、资、沅、澧诸水，都有详尽的记载，是考查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
《水经注》的史学价值很高，还不止于以上这一点。因为它不限于条列河流水道和河流山脉的位置关系，并且“即地以存古”，以山川自然条件为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沿革，包括城市建置、经济建设以及政治军事活动等等。记述了一些民间的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极好材料。又保存了不少古代佚书和佚史，并且采录了汉魏时不少碑刻。例如，卷十四鲍丘水下所附高梁水条，引用了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立的《刘靖碑》，该碑记载说，公元262年(曹魏元帝景元三年)修的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含润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这样详实而具体的记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三国志·刘靖传》的记载：“修广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相比之下，就不够具体了。又例如，卷二十九比水条下，记述了樊宏在湖阳的一个田庄情况：“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luó罗)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地主田庄的具体生动描绘。另外，他亲自调查过的地方，更是记得格外详细生动，有一些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例如，他游渭水滋泉时，访问过姜太公的居室和垂钓的地方；在易水条下记了燕下都的地址；在谷水条下记了东汉太学的旧址等等。这些对考古和历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郦道元的《水经注》与其说是为前人注书，不如说是自己的创作。不过，由于他生活在南北分裂时期的北朝，对南方的地理形势不易全面掌握，所以本书有“详于北而略于南”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毕竟同样地记述了南方的山川河流。由于他写作态度比较严谨，他的记载一般是比较可信的。
郦道元不仅被称为地理学家，也被称为文学家，《水经注》中有不少段短小精练的游记小品，对后代文学家有不小的影响，如李白、杜甫的诗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都曾从《水经注》中直接吸取过艺术素材。
《水经注》在长期流传中脱误严重，从明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它，到清代，用力于本书的学者不下二三十家，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名之曰“郦学”。早期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功力最深。全祖望有《七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根据全祖望的说法，指出《水经注》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写不明，经其重加厘定，并考补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条水道。戴震借参加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据《永乐大典》本作详细的校勘，补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清末，王先谦汇合各家之说，著成《合校水经注》。最后是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杨守敬原想写成《水经注疏》八十卷，但没有写完就去世了，后来是由他的学生熊会贞完成的。杨守敬在世时，曾摘取疏中要义刊成《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和补遗一卷。八十卷的《水经注疏》解放后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但是，研究《水经注》的工作仍有很多可做。比如，注中的地名都还没有考释。又如，其所引用的书一百多种，大部分已成佚书，可以做辑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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