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国榷》是明代的编年史，按年、月、日记载了自公元1328年(元天历元年)至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间的重大史事。而且，《国榷》是我国历史上由平民出身的历史学家谈迁，在没有官府资助的情况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独自编撰而成的一部颇具特色的断代编年史。
作者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海宁县枣林人，明末秀才，生于公元1593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死于公元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他家境清贫，靠当幕僚、替人办理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字，以赚取月俸钱为生。可是，他贫而有志，喜读书，尤爱治史，特别是有关明朝史事，最留心收集。他鉴于《明实录》多避讳失真，有的几经删节或遭窜改，致使是非混淆，尤其是天启朝实录因明降臣冯铨为掩盖其丑史，竟抽毁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变得残缺不全了。几部明史如《皇明通纪》等，谈迁认为它们史事错讹，见解肤浅。他决心靠自己的力量，编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明史来。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后，他更感到国亡而史不可废，要以爱国遗民的心愿，编写明朝国史，以寄托其亡国的悲愤了。
《国榷》的编写，主要依靠明朝历朝实录、崇祯朝的政府公报(邸报)，以及明代一百多家名人和学者的著述。为了看到这些论著，谈迁到处向人借书或摘钞回来阅读。此外，他还广泛寻访古迹、遗闻，以期获得丰富而可靠的感性资料。据作者自己写的《序》、《跋》和《义例》可知，《国榷》创稿于公元1621年，完稿于1626年，1645年以后，又陆续加写了崇祯和弘光两朝史事。这部一百卷的明代编年史，经过二十多年的编撰，即将问世了。不料，书成之后的一个夜晚，全部书稿竟被人偷窃了去，数十年辛勤劳动成果，竟成了泡影。
但是，谈迁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在书稿被窃，失声痛哭之后，又毅然决定要重新搜集资料，再写一部更加臻于完备的《国榷》。1653年，谈迁受聘去北京给人作记室，在京期间，他广泛地拜访明朝的降官、故吏、太监，乃至皇亲国戚等各阶层人物，把新得到的种种传闻记录下来，同文献资料核对后，用以订正和充实《国榷》的内容，这正是在海宁所不能办到的。就这样，从1647年起，又经过了十年，一部内容更加翔实，体例更完备的《国榷》终于又重新问世了。
谈迁编撰《国榷》属于当朝人写当朝事，时间相去不远，很多当事人都还活着，因此，资料比较容易收集，史实的查核也容易准确。由于《国榷》的整个编撰工作，是在官府之外进行的，排除了官府的干预，谈迁又具备了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应有的品质，因而，就使得他的《国榷》较之其他史书，有其独具的特点。
首先，敢于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谈迁对《明实录》故意讳而不说的很多重要史实，敢于毫不掩饰地秉笔直书。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大肆诛杀功臣，实录讳不敢言，仅记某人某年某月死，把死因掩盖了。《国榷》则不然，对因“胡、兰之狱”受株连的，都一一写明“党诛”，甚至把颖国公傅友德被迫自杀的经过也记上了。又如，建文朝的史事，实录的作法是把“建文”年号取消，这一代史事归于“洪武”之下。《国榷》不仅直书“建文”年号，还把这几年史事都按历史本来面目，照录不误；大胆地称明成祖朱棣为“燕庶人”，又详叙方孝孺被朱棣残杀经过：“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xùn)血犯御座，磔(zhé)之。……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此外，更重要的是对当朝清政权统治者的祖先——建州女真族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实录讳莫如深，《国榷》却是毫不隐讳地原原本本记述下来，连“女真野人”这样的字眼，也赫然写上。在清初对汉族人民严厉镇压的情况下，这部书如被官府查抄了去，是会遭到灭门之祸的。鉴于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利用崇祯时的邸报以及地方志、史家著述等资料，详细地编写了这一朝史事。《国榷》书成后，终清之世未能刊出，这倒反而使它免遭清朝统治者的禁毁或删改，对后世研究建州史、明朝后期同建州女真族的关系等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
其次，对史事的真实性问题最为严肃。《国榷》十分重视史料，但不盲目轻信，对每一条史料的引用，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细心地搜求，决不因作者的好恶，任意摘取。如明末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是否降清，谈迁先后作过三次修改。他先在《枣林杂俎》里记其降清，随后在《北游录》里承认张春降清是误传，最后在《国榷》里是这样记述的：“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才最后定了案。又如对待农民起义军，由于阶级的局限，谈迁是抱敌视态度的。但在具体记述农民军的活动时，又大多能符合事实。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驱逐太监一事，是很得人心的，《国榷》叙述说：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都人称快”。后来，农民军渐渐贪图享受，不愿打仗，甚至强夺民财，“时都人大失望，牛金星、顾君恩以告，刘宗敏曰：‘今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兵日费万金，若不强取，从何而给?’”农民军渐由受人民拥护走向反面了，这些叙述，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此外，《国榷》还有一些特点，如非常注重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使它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目的是为了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因为明朝的所谓“辽事”是坏在万历朝，而且崇祯朝又没有实录的缘故。再有，《国榷》注意引用其他史学论著的评论，即使几家不尽相同，也一并论列兼收，这样编排可以使读者从比较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国榷》写成后，由于清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屡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直到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第一次排印出版。全书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记明之世系、地理、封爵、职官等，正文一百〇四卷。据《国榷》《义例》，原稿是分作百卷的，现在的本子是张宗祥先生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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