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保守党前领袖，英国前首相。
1897年6月12日，艾登出生于英国达勒姆郡比肖普—奥克兰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同一般贵族子弟那样，在少年时期进入伊顿公学接受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登的父亲去世。艾登参加英国皇家来复枪兵团，曾到法国前线作战。战后，艾登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他想学成之后，到英国驻东方国家的使馆任职，进入他所向往的外交界。
1922年大学毕业，艾登未按先前的心愿到驻外使馆工作。他认为，“议会是进入外交界的另一条门路”，决定通过竞选议员，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
1923年，艾登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在沃威克—利明顿选区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他以自己的仪表、才华、谈吐，获得保守党一些元老的器重。1926年，艾登作为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议会
私人秘书，陪同他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从此走上政坛。
1931年3月，艾登与奥·张伯伦一起，参加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工党政府首相麦克唐纳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们常在首相府与政府大臣聚会，为英国参加国际裁军会议作准备。艾登说，这是他“初次参加内阁级的讨论”，“完全是一个新鲜的经历”。半年后，经保守党首领鲍尔温的推荐，艾登担任外交部次官。不久，他作为英国政府的副代表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
1934年初，艾登任不入阁的帝国掌玺大臣。他对此深感不满，认为“表面上增加了权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甚至连决定政策的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都不是”。
三十年代的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英、法两国统治集团妄想以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和平”。在这同时，英国统治集团中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同意绥靖政策。他们主张联合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抵抗法西斯侵略势力。艾登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我们一方的和平主义并不能防止战争。我就是带着这种思想进入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的”。
从1933年起，艾登多次遵命奔走于巴黎、柏林、罗马、日内瓦和莫斯科，出访瑞典、挪威和丹麦，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会谈。1934年2月和1935年3月，艾登两次会见希特勒。他后来表示，自己没有被希特勒掩盖其侵略的“和平”诺言所欺骗。他回忆说，同希特勒的第二次会见，给他留下了一种“极为不详的印象”。
在第二次会见希特勒之后，艾登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向他表示，必须使德国认识到，如果它进攻任何一个国家，就会遭到全欧洲的反对。斯大林在反对法西斯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影响了艾登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态度。他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公报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坚持不懈地建立一个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在绥靖主义思潮泛滥一时的英国政界中，艾登的见解引人注目。当时未参加政府的丘吉尔称他为“政府中唯一的优秀成员”。1935年6月，保守党首相鲍尔温改组内阁，政界要求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艾登出任外交大臣的呼声很高，但因年龄、资历，主要是政见方面的原因，未能成就。鲍尔温邀请艾登入阁，为他特设了一个与外交事务有密切联系的职位——国际联盟事务大臣。
1935年10月初，墨索里尼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同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赖伐尔，搞了一个“霍尔—赖伐尔方案”，企图把阿比西尼亚大部分领土割给意大利。这个方案激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霍尔因此下台。艾登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时年38岁，被称为“青年外长”。
艾登一上台，对法西斯国家表现了比前任较为强硬的态度。他在一份研究报告的序言中写道：“决不能仅仅为了安抚德国而让步，因为那样做只能事与愿违，促使它胃口愈来愈大。” 1936年3月，当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河非军事区以后，艾登两次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谴责希特勒德国的违约行为。他认为，英国应对希特勒“会撕毁任何条约作好准备”。但他不主张对希特勒占领莱茵河非军事区的行动实行军事制裁，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一旦战争发生，对于英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风险”。他要求通过谈判，使德国从非军事区撤退军队。
1936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内战。艾登要求实行不干涉的原则，并与法国政府公开交换备忘录，约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他希望通过“不干涉”来减少战争的危险。他反对苏联和各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正义斗争，也反对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他指出：“这两个国家的目标是想保证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而不管这个胜利是否代表西班牙人民的意志……”。
艾登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与1937年5月出任首相的尼维尔·张伯伦产生了矛盾。尼·张伯伦梦想通过让步和牺牲别国利益取得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艾登要求推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否则“在这个剑拔弩张的世界上任何外交政策也不能获得成功的希望”。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德、意法西斯独霸世界的建议，艾登表示：“我们应该立即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主张加强同美国和法国的联系和合作。面对德、意两国侵略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活动，艾登认为不能在同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妥协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张伯伦不同意艾登外交政策的原则和方法，一再越过艾登主管的外交部，亲自主持外交事务。艾登很不满意张伯伦的作为，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
1938年2月20日，艾登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他在议会中谈到他和张伯伦之间的分歧时说：这是“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我国现在应该立场坚定，不要莽莽撞撞地进行毫无准备的谈判”。“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在欧洲缓和问题上取得进展”。从当时欧洲以及世界的形势判明，艾登的看法是明智的。
艾登辞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许多英国人集结在他的住所外面向他欢呼。几天内，他收到世界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信件，向他表示支持和鼓励。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也表示同情他的观点。一些人鼓励艾登组织一个新党来反对张伯伦的对外政策。艾登考虑到支持他的政见者在400名议员中只约占30人，那样做在政治上不切合实际，而继续留在保守党内。他也常与一些持相同见解的保守党议员共议国事，他们被称为“艾登集团”或“时髦人物”。
艾登辞职不到一个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张伯伦伙同达拉第，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法西斯德国的“慕尼黑协定”。1939年3月16日，即德军进入布拉格的第二天，艾登在下议院发出警告说：“我相信，如果容许目前这种做法在欧洲继续下去，我们就会陷入无法无天的境地，就会走向一场谁也逃脱不了的人间浩劫。”在下院审议、批准“慕尼黑协定”时，艾登和丘吉尔等30名保守党议员以弃权表示反对这个协定。
艾登和丘吉尔等人认为，必须同苏联取得谅解并结成联盟。艾登在议会上说：“我绝对相信英、法、苏三国协定可以把和平争取到手……我想这个协定非但对苏联有利，而且还会有利于全欧洲，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
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两国政府的代表到莫斯科同苏联进行谈判。艾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莫斯科谈判，被张伯伦所拒绝。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艾登重新入阁，担任自治领事务部大臣(1939年9月—1940年5月)。艾登回忆说，他的入阁是由于关于辞去外交大臣问题的“是非曲直在全国已有公论，判断我是对的，他们错了”。但是，他这一次回到内阁，除了做主管部门的工作外，在其它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起作用。
1940年5月，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内阁首相。艾登受到丘吉尔器重，任陆军大臣。艾登为加强国防决定建立“国民自卫队”(后来改称“国民军”)，号召“年龄在17岁到65岁的英国公民，现在都来服役，使我们的安全万无一失”。这一号召得到广泛的响应，头一个星期报名的就有25万多人， 7月突破100万人。
1940年12月，希特勒对英伦三岛进行“空中闪电战”，英国面临战争危机。艾登由丘吉尔提名，第二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登始终在丘吉尔领导下工作，丘吉尔一再表示，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就由艾登接替他，并为此立了遗嘱。
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艾登多次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会见斯大林和罗斯福。1941年12月，艾登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交换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同意加强英、苏、美三国同盟。他们讨论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等问题。双方在涉及战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时，发生分歧。
在这一年，艾登曾对战后的欧洲形势作了估计。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假定德国失败了，军事力量被摧毁了，而法国至少在很长一个时期仍然是一个弱国……俄国在欧洲将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为了在战后与苏联相抗衡，他要求加强英国同美国的联系。
1943年3月，艾登出访美国，与罗斯福总统会谈。他们商谈了战后欧洲各国领土的分割和建立联合国问题。
1943年10月，艾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11月末随同丘吉尔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三国政府商妥在1944年5月1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1944年10月，艾登陪同丘吉尔再次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11月，他们两人访问法国，在巴黎同戴高乐会晤。
1945年2月，艾登随丘吉尔参加克里米亚英、苏、美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的军事计划，决定战后对德国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会议签署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必须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其社会制度。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成立联合国的会议，并讨论了盟国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各国的权益。
1945年4月，艾登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会议。7月，他陪同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7月，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保守党改组后，艾登作为党内的年轻领袖之一，力图使保守党具有民主政治的外貌，他提出“在保存私有制条件下实行广泛民主”的主张，企图以“把财产分散给尽可能多的人”、“工业合作”、“职员参加分沾利润”等一套虚伪的口号，博取选民的拥护，在未来的年代里出任内阁首相。
1951年10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再次组阁。艾登第三次出任外交大臣，兼副首相。
1954年5月至7月，艾登出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担任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他以调解人姿态出现，对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起了一些作用。
同年12月，艾登同伊朗政府达成协议，决定通过谈判解决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而引起的英伊石油争端。
1955年4月6日，丘吉尔因年老体衰辞职，艾登接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7月，他参加日内瓦的苏、美、英、法四大国首脑会议。次年4月，他邀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由英国经营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天晚上，艾登正在伦敦首相官邸宴请伊拉克国王和首相。他得悉这个“使他震惊”的消息，陡然变了脸色，感到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面临“生死关头”。8月8日，他说，“不错，它(苏伊士运河)是流经埃及的。但是它对埃及，并不像它对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那样有切身关系”。他蛮横地表示，“不能使运河处于某一个国家的毫无拘束的控制之下”，发誓“要搞垮和除掉纳赛尔”。10月，英国伙同法国和以色列悍然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断送了艾登的政治命运。1957年1月9日，他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同时辞去33年来一直由他代表的沃威克—利明顿选区在下议院中的议员职务。几天后，艾登搭乘一艘普通的客货班轮，悄然前往澳大利亚。
此后20年中，艾登再也没有回到政界。他从澳大利亚旅行回来后，仍任从1945年开始担任的伯明翰大学校长，直至1973年。1961年他被封为终身贵族，授予爵位，改称阿冯伯爵。他先后出版了三部回忆录：《全程》(1960年)，《面对独裁者》(1962年)，《清算》(1965年)。1977年1月14日，艾登在威尔特郡赛利斯布里镇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