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坎宁(GeorgeCaning， 1770—1827)，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托利党革新主义者。他曾两度出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逝世前担任内阁首相。
坎宁的祖辈是爱尔兰的地主。父亲从爱尔兰来到伦敦谋生，死于1771年，当时坎宁刚年满周岁。母亲为维持生计到剧院当女伶，坎宁由其叔父银行家斯特莱福德·坎宁抚养长大。12岁时，叔父送他进入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读书，坎宁在这里受到贵族式教育，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喜爱演说、擅长辩论的才能。
斯特莱福德·坎宁是出名的辉格党人。通过他的介绍，坎宁认识了当时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埃·伯克和查·詹·福克斯等人，并热烈拥护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1787年，坎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他攻读法律，以思想激进闻名。坎宁在学校结交了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年轻人，他们一起集会，发表演说，展开辩论。在这些活动中，坎宁以勤于思考、思想敏锐和雄才善辩而崭露头角，受到当时托利、辉格两党一些上层人物的注目。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最初，坎宁热烈欢迎这场革命，但随革命斗争的深入，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叔父的老朋友之一伯克是坚决反对法国革命的。在有名的《法国革命感言》小册子里，伯克攻击、污蔑群众的革命斗争，号召对法国革命进行十字军征讨。伯克的观点对坎宁有深刻影响。国内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法国革命影响下重又掀起争取议会改革运动，也促使坎宁疏远法国革命。1792年4月，以查尔斯·葛雷为首的一些辉格党人组织了“人民之友协会”，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坎宁担心他们的活动将扩大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影响，动摇托利党政府的统治，因而坚决反对激进主义者的要求。1792年7月26日，坎宁致函托利党内阁首相小威廉·皮特，表明他虽然有许多辉格党朋友，但并不赞同他们的立场;他支持政府的政策，并愿意为之效劳。法国革命的步步深入，震惊了英国资产阶级，坎宁彻底改变了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成了它的激烈反对者。在皮特影响下，坎宁也同辉格党最后决裂，转入了托利党阵营。他从牛津毕业以后，就积极投入竞选活动。1793年底，在皮特的支持和资助下，坎宁当选为怀特岛上一个小镇的托利党议员，23岁就进入了议会。
坎宁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欧洲政局激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从小威廉·皮特第一届内阁(1783—1801)起，开始了托利党人长期执政。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联合俄、普、奥等大国，共同反对法国，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使英国摆脱孤立。在从1793至1815年的20余年间，英国组织并参加了七次反法联盟，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
坎宁进入议会后，全力支持皮特内阁的政策。1796年，坎宁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助手。 1797—1798年，积极参加《反雅各宾》周刊的工作，成为刊物的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之一。坎宁攻击法国革命和本国辉格党人是“瘟疫”。
1801年，皮特内阁在爱尔兰问题上遭到国王和托利党极端分子的反对，被迫辞职，坎宁亦去职。接任的阿丁顿内阁对法作战不力，于1802年3月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亚眠和约，承认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坎宁对此十分不满，他指责阿丁顿内阁软弱无能，要求皮特重新返任。
1804年5月，皮特重新执政，坎宁在海军部任职，是新内阁的热烈拥护者和最得力的助手。皮特虽倾全力于对法战争，并重新纠集大陆上的盟国，于1805年组成了第三次反法联盟。但没料到俄奥联军1805年10—11月在奥地利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遭到惨败，使第三次联盟很快解体，皮特新内阁的威信严重动摇。1806年1月皮特去世，内阁亦随之倒台。
1807年3月，托利党人波特兰组成新阁。坎宁任外交大臣，卡斯尔累任陆军大臣。1807年7月，英国的主要盟友俄、普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背着英国同法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法国签订和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英俄矛盾，离间其相互关系，以孤立英国，削弱英国。
消息传到英国，坎宁怒不可遏。他立即采取对策，争取同盟者。首先要把丹麦拉到自己一边，以利用丹麦海军的优势。为此，1807年7月16日坎宁作出决定，要强迫丹麦加入英瑞(典)联军一边，并将哥本哈根的舰队交给英国掌握。不料丹麦拒绝同英国结盟和交出舰队。英国就从国内运来军队，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直至守城军队投降。英军撤离时，接收并带走了丹麦舰队的船只。
外交和军事的失利，使内阁本已存在的矛盾表面化了。坎宁把满腹怒气都倾泻到卡斯尔累身上。坎宁和卡斯尔累都是托利党人，但由于政见、性格不同，在政坛上两人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坎宁批评指挥官们不应炮轰哥本哈根，不应带走丹麦的船只，强调他的本意是要寻求同盟，要丹麦倒向英国，而不仅仅是收缴丹麦的舰队。他认为陆军大臣卡斯尔累应对这一切负责，于是他向首相提出由威灵顿顶替卡斯尔累的职务，否则就是他本人去职。卡斯尔累不能忍受坎宁对他的中伤，就向坎宁提出决斗。决斗于1809年9月21日进行，未酿成严重后果，只是坎宁的左腿受了点轻伤。决斗之后，两人都辞去了职务，内阁也因声誉扫地而垮台。
从此以后一直到重新出任外交大臣的十多年间，是坎宁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时期。1814至1816年，政府派他出任驻里斯本大使;1816至1820年，主管对印度事务;但他经常关注的还是欧洲局势。除了里斯本外，这个时期他还游览、访问过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这些活动开阔了他的眼界，大大有助于他深入了解欧洲大陆斗争的复杂性和内幕，有助于他确定今后对这些斗争应持的态度。
1822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累自杀身死，这一意外事件给坎宁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有利时机。坎宁接替了外交大臣职务。这时，在政府里形成了一个以坎宁和内务大臣庇尔为首的托利党“革新派”，他们对内阁的对内、特别是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革新，缓和了矛盾，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战争破坏了欧洲大陆国家，也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政府推行有利于土地贵族的政策，限制谷物进口，人为地抬高粮价，不仅使劳动群众陷于饥饿境地，而且也损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卡斯尔累长期推行追随欧洲大国反动君主和支持神圣同盟的路线，使英国跟在欧洲反动势力后面转。政府的反动政策不仅遭到劳动群众反对，也遭到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反对。
面对这种形势，托利党革新主义者认为，要度过难关，必须对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为此，1824年政府废除了禁止集会结社的法令;1826年，又放宽了对谷物进口的限制。
在对外政策上，坎宁坚决抛弃了近十年来卡斯尔累的外交路线，拒绝支持神圣同盟。他认为，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更现实的危险是欧洲各反动君主国将长期联合霸占欧洲，置资产阶级英国于孤立地位。基于对局势的这种分析，坎宁决心打破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恢复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作用，满足工业资产阶级新的海外扩张要求。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把那些迄今一直写着‘欧洲’的地方，今后换写上‘英国’。”为此，他认为必须同法国达成谅解，防止自身孤立，并支持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
1820年，西班牙爆发了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神圣同盟决定干涉。坎宁拒绝同神圣同盟合作。他指示，英国不参加任何要求英国对列强干涉西班牙的行动给以直接或间接援助的决定或决议。坎宁还通过英国驻巴黎大使查尔斯·斯图亚特劝阻法国不要干涉西班牙。但是坎宁的愿望未能实现，神圣同盟绞杀了西班牙革命。
在拉丁美洲独立问题上，坎宁采取了果敢行动，同神圣同盟展开了直接交锋。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国家掀起了反对宗主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海地、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先后宣布独立。
1823年神圣同盟又决定由法国派兵前去镇压。坎宁坚决反对。他声明只承认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实现了的现实，即承认他们的独立，反对任何武装干涉或把这些殖民地转入法国之手的企图。坎宁还向美国发出呼吁，希望两国联合发表声明，制止神圣同盟的干涉。坎宁派出舰艇巡弋于大西洋。任何从欧洲开往美洲的船只，不得英国的同意，就不可能通过。
武装干涉不成，1824年梅特涅又建议就拉丁美洲问题召开全欧会议。坎宁表示英国决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也不承认会上将通过的任何决议。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内阁尽快同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贸易谈判，争取早日打入这个广阔市场。坎宁认识到，独立了的人民在组织新国家时，既需要工业，又需要商船、资金，他们自己在初期不会有这些东西，因而必然要向支持他们的大国求援。
根据坎宁的建议，1825年1月，英国承认了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的独立，同他们建立了外交、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也承认了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独立。坎宁的政策给了梅特涅及其神圣同盟的声誉以沉重打击，给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势力以鼓舞，赢得了政府和议会两党多数人的积极支持，恢复了英国在欧洲的威望。坎宁个人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伦敦及其他工业中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银行老板们对坎宁的胜利欣喜若狂。
希腊问题是坎宁给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最后一击。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梅特涅主张镇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动摇不定。他并不同情希腊，但为了扩张沙俄在巴尔干的势力，他又希望削弱土耳其。英国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的斗争，赞助希腊独立。1823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通知任何伦敦外交使节，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为交战双方，这是对希腊起义者的公开支持。这以后，英国政府还同希腊起义者建立联系，表明英国承认希腊革命政府委员会是合法权力机关，英国银行也表示愿意给希腊贷款。坎宁的声明使神圣同盟诸国、特别是梅特涅大惊失色。坎宁在对土耳其的态度问题上巧妙地利用了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之间的深刻矛盾。亚历山大并不情愿为梅特涅效劳，又担心英国独占希腊，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希腊起义的态度，表示愿意同英国协同动作。经过谈判，1826年达成了英俄秘密协定，双方表示共同支持希腊起义者。1829年，希腊争得了独立。
1827年，坎宁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点，但同时也是它的终结。随着坎宁外交路线的胜利，内阁逐渐分裂成两大派：持保守观点的威灵顿派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坎宁派。首相利物浦持中间的、调和的态度。1827年3月，利物浦因病去职，由谁来继任?威灵顿还是坎宁?双方斗争激烈，国王举棋不定。坎宁担心的是，如果由保守的托利党人威灵顿任首相，他刚刚取得的全部外交斗争成果就有丧失的危险。在他坚持下，国王于1827年4月授命他组阁。威灵顿及其拥护者全部辞职。但坎宁毫不动摇，立即组织起了托利和辉格两党的联合内阁。
坎宁的首相职务没有维持多久。还在外交大臣任内，他已身染重病，加上公务的紧张、劳累，新内阁成立不久，在1827年7月6日签订英、法、俄三国共同介入东方问题(即土耳其问题)的条约后，就病倒了。他在1827年8月8日去世。
坎宁的一生虽然比较短暂，但他是作为英国近代外交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的。他的政治思想倾向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期，他的立场偏于保守，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攻击雅各宾专政;在国内，反对议会改革的要求。但坎宁又是现实主义者，他富有远见卓识。特别是在他一生后期， 清楚地看到追随神圣同盟的路线将给英国带来致命后果。因而，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下决心改弦更张，在外交斗争中作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决策，努力遏止神圣同盟的反动行径，支持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为英国赢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