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德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威廉·魏特林于1808年10月5日诞生在马格德堡。他是女厨师克里斯坦·魏特林和法国军官特里扬的私生子。其父在拿破仑的侵俄战争中死去，魏特林是由母亲抚养大的。少年时代的魏特林求知欲甚强，读过《三十年战争史》、《拿破仑战争史》等书。他很崇拜德国民间传说中杀富济贫的侠盗辛德汉斯。10岁那年，他同另外两个“小强盗”一起，由于一次行侠仗义之举而遭逮捕，初次经历了“囚徒生活”。
中学毕业后，魏特林学会了缝纫妇女服装的手艺。1828年，他为了逃避兵役，卷起背囊到汉堡去当裁缝，并得到了一张流动手艺人的证书，借此漫游德国各地。1830年，他到莱比锡，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写诗讽刺专制暴君。1832年底，他到德累斯顿，两年后又辗转到维也纳，开始研究社会问题。
1835年10月，魏特林到巴黎。三十年代的巴黎是欧洲革命的中心。梅林说，巴黎“空气中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每个人随时都在吸入”。魏特林的巴黎之行是他革命活动的真正起点。法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开阔了魏特林的视野。他参加了半公开、半密谋的团体——“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并成为与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齐名的领导人。在同盟活动的初期，魏特林起着重要的作用。
1838年，正义者同盟在巴黎首次讨论自己的纲领。魏特林受同盟委托，写了《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向无产阶级指出“通向社会新秩序之路”。他大声疾呼：“你们不要相信，通过你们同敌人的和解会得到什么，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魏特林不象当初布朗基那样求助于小集团的密谋，而是主张依靠劳动阶级。他指出，劳动人民灾难的根源是在“宫殿的宝座”上。魏特林的这部著作既吸收了傅立叶、巴贝夫、蒲鲁东、拉梅耐等人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要通向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主要的弊病——私有制。就这点而言，他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前辈。魏特林首次向工人阶级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梅林称他的这部著作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告白”。
1839年5月12日，正义者同盟500名成员参加了布朗基主义“四季社”的起义。起义失败，路易·菲力浦政府逮捕了沙佩尔和鲍威尔，并将他们驱逐出法国。他们到伦敦重建了同盟。从此，同盟的中心由巴黎移至伦敦，同盟亦由德国人的组织变成了国际性组织。魏特林仍留在巴黎，并把分散的同盟成员又聚集起来。
1841年，魏特林移居瑞士进行宣传活动，在瑞士的钟表业工人中很有影响。同年9月，他在日内瓦出版了月刊《德国青年的呼吁》(次年改名为《青年一代》)。他为刊物提出这样的方针：“反对一切损害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维护不排除任何个人利益的整体利益”。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刊物，曾受到恩格斯的赞扬。魏特林为它撰写了不少社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德国青年的呼吁》第一期刚刚出版，魏特林便受到瑞士警察局的审讯。由于反动当局的威迫，此刊物在7个月中不得不3次改变印刷方式，两次改变印刷地点。魏特林在瑞士进行的宣传工作，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魏特林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从事宣传和写作的。他的战友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个瘦瘦的人深夜在斗室中徘徊， 一块床板就算是写字台，间或有一杯黑咖啡——这就是他的生活用品。”他生活艰苦、学习勤奋，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热忱感染了周围的人们。
1842年，魏特林撰写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他在这部著作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方案。
魏特林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由于有了私有财产才发生偷窃和抢劫，使人类的相互关系变为畸形。他无情鞭笞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关系。虽然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批判是中肯的，但他尚未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把一切社会罪恶归咎于金钱。他对商业资本严加痛斥，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消灭必须从废除货币流通入手。
魏特林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即劳动者和不劳而获者。他渴求人人平等，希望按普遍平等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他继承傅立叶的学说，把人类的欲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并把欲望归纳为三大类：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他主张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应当永远保持平衡。如果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不平等的现象。因此，他呼吁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人类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
魏特林还直率地提出“革命”的学说。革命不仅凭借“精神的力量”，而且要用“物质的暴力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能走改良的道路，而必须用强力推翻统治阶级。由谁去推翻旧制度呢?魏特林不是寄希望于产业无产阶级，而是流氓无产者。他甚至宣扬盗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手段。
魏特林还为未来的社会绘制了蓝图：“一个完美的社会没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没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没有刑罚，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他提出了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担任未来社会领导机构——大家庭联盟的三人领导小组系由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工作人员的录用主要考虑其能力大小。他把一切在规定的劳动小时以外所完成的劳动时间叫做“交易小时”，并制定了“交易薄”，记载交易小时及应得的享受。据魏特林看来，实现这些制度，便能保证个人劳动自由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保证》刚一出版便引起人们极大的重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看到此书后颇有感慨地说：“这个裁缝帮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么惊奇啊!真的，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位预言家。这个手工业工人的热忱、态度、求知欲多么使我惊异!同这个手艺人相比，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马克思把魏特林的《保证》一书称之为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他写道：“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
《保证》当时在工人中间极受欢迎，争相传诵。德国早期无产阶级从这部著作中学到了理论，吸取了力量。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在于唤醒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位汉堡工人说道：“我们完全是通过魏特林和他的这部著作才产生对共产主义的兴趣的。”海涅称此书是“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问答教科书”。
《保证》使魏特林一举成名，受到其追随者的崇拜。但同样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憎恨。于是，迫害降临到他头上。宪兵到处搜寻他，搜寻他的著作。《青年一代》杂志的销路因此而锐减，有一次被基佐政府没收并烧毁了1，200份。
《保证》的出版标志着魏特林革命活动的顶点，后来他便走下坡路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以及落后的思想意识日益膨胀。实际上，他仅仅是一位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代言人。一时获得的声誉使他变得自负起来。旺盛的战斗精神变成了固执己见的争辩癖。谨慎变成了猜忌。1843年春天，他写出了第三本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以下简称《福音》)。这部书与《保证》相比，无疑大为逊色。在《福音》中，他鼓吹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主张在尘世建立天堂。他给共产主义思想涂上了宗教色彩，想利用宗教去解放人类。他摘录100条圣经，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同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说：“让我们用那几乎在每个家庭中都能找到的福音书支持穷苦人，反对他们的敌人吧!”
《福音》出版前，魏特林发表了介绍该书内容和写作意图的广告。苏黎世教士说他侮辱了上帝，向检举厅检查。1843年7月，魏特林被捕， 9月进行审讯后，被判处徒刑，驱逐出瑞士。 1844年5月，魏特林被戴上手铐脚镣引渡给普鲁士。而普鲁士政府又无意关押这样一位名声颇大的人物，想把他撵走了事。
同年8月，魏特林在乘船赴美途中，在伦敦下船。他受到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的接待。在那里，魏特林发表了几次演说。听众一次比一次少，因为他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并不符合工业无产阶级的口味。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等与魏特林的分歧，愈来愈大，于是，决定在同盟中展开一场讨论。魏特林为此提出了20多个问题。1845年2月到1846年1月间，举行了“共产主义讨论会”。流传下来的讨论记录已残缺不全。其中，1845年5月7日讨论第五个问题：“共产主义尚未实现，这原因是什么?”魏特林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站在一边，他宣称：谁若“认为人类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是反动派的言论”，他沉缅于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沙佩尔、鲍威尔等人则说，至今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是因为人们缺乏知识，对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尚未了解。沙佩尔还认为，在德国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8月讨论第七个问题：“什么人对实行共产主义最感兴趣?”魏特林认为是流氓无产阶级、容易激动的青年、感情用事的妇女。魏特林提出的问题并未一一讨论，同盟领导便做出决定与魏特林公开决裂了。
1846年2月，魏林特迁居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首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竭力帮助这位有才干的工人领袖，希望他能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然而，这时的魏特林自命不凡，拒不接受任何劝告，坚持错误观点和宗派主义立场。在3月30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冲突，在关于如何统一宣传共产主义以及制定完善的策略问题上争论很激烈。魏特林认为，未来的革命必须直接导致共产主义社会，德国可以从封建君主制王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必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当面批驳了魏特林的错误观点，并声明：在德国暂且谈不到实现共产主义，行将来临的革命首先要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谁若无视客观历史条件，用毫无意义的空想煽动工人，只能使工人作无谓的牺牲;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除了热情之外，必须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严密的组织工作;谁若是轻视理论，阻碍工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必将破坏工人运动。魏特林攻击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是“书斋里的分析”。马克思愤怒地回答：“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
5月11日，当马克思领导的通讯委员会谴责自称是正义者同盟驻纽约特派员克利盖的谬论时，只有魏特林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所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替克利盖辩护，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决裂了。他在写给克利盖的信中说：“我是他们最痛恨的敌人，他们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克利盖趁此邀请他到美国去。于是，魏特林怀着满腹牢骚于12月离开了欧洲。到美国后，他在纽约组织了“解放同盟”。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又回到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大会，出版了杂志《初选者》。1848年11月，革命失败，魏特林又被驱逐出柏林，到汉堡成立了美国解放同盟的支部。1849年8月，汉堡当局再次驱逐魏特林，他又返回纽约。他在美国主要从事创办《工人共和国》报，建立新的工人协会。
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傅立叶和卡贝的思想影响颇大。《工人共和国》就是这种思想的宣传阵地。它从1850年1月15日创刊，直到1854年12月6日停刊，历时四年。在创办初期，由于报道美国工人运动，讨论其中出现的问题，它曾获得四千订户，远销欧洲。但后来日益陷入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宣扬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同美国工人运动相脱离，因而丧失了大量读者。加之经费缺乏，被迫停刊。《工人共和国》没有能表达工人阶级的积极要求，只是旧时代的回声。1852年12月23日，魏特林在《工人共和国》第52期上曾发表声明，对1847年“正义者同盟”开除他的盟籍，深表不满。
魏特林在“解放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工人协会。1850年8月，在他的倡议下，召开了有2000人参加的大会。会上选出了13人组成的新同盟执行委员会，其中有国家改良主义分子，卡贝分子，布朗基分子;魏特林也被选为委员。同马克思有联系的第一个在美国宣传《共产党宣言》的爱得姆德·考赫博士，也成为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建立新移民区和工会。魏特林把改造社会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54年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和家庭。此后多年他埋头于缝纫业的技术发明及天文学研究，最终脱离了工人运动。1871年1月25日在纽约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