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大旅行家。他在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增进中西方人民的友谊上，起过重大作用。
公元十三世纪早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在中亚和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儿汗国。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横跨欧亚两洲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东约40华里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迁都到大都(今北京)，新都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蒙古统治者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建立一套完整的驿站制度，凡持有蒙古大汗的圣旨金牌，就可以自由往来，通行无阻，一度中断的中西交通，这时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
中世纪由欧洲到我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部，而意大利正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对东方贸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地中海的局势是，威尼斯城邦在十字军第四次东侵以后，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交通。威尼斯城邦和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连接起来了。这种局面有助于使擅长国际贸易而驰名于世的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我国。马可·波罗就生活于这个时代。他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达到了游历中国的目的。
公元1260年，马可·波罗父亲尼古拉和叔父马菲从事国际贸易，由君士坦丁堡辗转来到布哈拉，在这儿遇到了旭烈兀汗派遣到元朝的使臣，相处多日，很是融洽。使者便邀请他们兄弟二人到中国。忽必烈见到这两个威尼斯人大为高兴，询问了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的情况以及治国、打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波罗兄弟一一作答，元世祖十分满意，就命人写了国书，请他们送到罗马教廷，要求教皇派遣一百个精通工艺的人来中国授艺和传教，并嘱咐他们到耶稣墓去取灯油，以作药用。
1269年，波罗兄弟一行到达阿克城(在亚洲西部，是巴勒斯坦北部沿海城市)，听到教皇去世，感到使命难以完成。正在阿克城的教皇特使维斯康梯告诉他们，等到新教皇选出以后，可以履行这一使命。波罗兄弟便决定返回威尼斯家中去等候。到了家里，始得知尼古拉的妻子早已离开人世，遗下一个儿子马可·波罗，已是一个十五岁的英俊少年了。
波罗兄弟在家住了两年，新教皇仍没有选出，觉得拖延的时间太长，需要到中国去复命。马可·波罗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听父亲的介绍，十分向往中国，就一同出发前往。他们先去维斯康梯处取得了证书，到耶路撒冷去索取了圣油，再往前走，行至刺牙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称格利哥里十世，喜出望外，正打算去找他，正好新教皇也派人赶来，请他们回去商议。格利哥里即命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两人随他们去见元世祖。五位使者又行至刺牙思，逢上巴比伦苏丹邦多克达里率领阿拉伯大军来侵犯亚美尼亚，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往来使者大都被杀害，两位牧师大为惊恐，不敢前行，遂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全部交给波罗三人，原道返回了。
波罗家族一行，在路上历尽艰辛。马可·波罗虽然年轻，缺乏长途旅行经验，且在途中得了场大病。但他坚韧不拔，跟着叔父跋山涉水。他们穿过叙利亚，经过伊朗高原，越过帕米尔高原，取道新疆、甘肃，历时三年半，终于在1275年5月到达上都。元世祖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召集文武百官开盛会相迎，设大宴洗尘。波罗三人详述与教皇交涉情况和旅途经历，呈上教皇格利哥里十世的书信和圣墓上的灯油。元世祖大加赞赏，并将马可·波罗留在宫中任职。
马可·波罗很快熟悉了元朝的朝廷礼仪，努力学习了四种语言(懂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熟悉了书法和战略战术。元世祖见他办事认真，为人谨慎，便派他做钦差，到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巡视。马可·波罗看到前此出使各地的使臣回来，只知报告使命，其他方面问起来都瞠目结舌，元世祖责备他们说：“我很想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而你们却一无所知。”马可·波罗便在出使时注意收集各地的风俗民情，回来向世祖汇报。世祖和左右廷臣都赞不绝口，说马可·波罗是一个大有出息的青年，因此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马可·波罗阁下”。世祖日愈信任马可·波罗，委任他做过三年扬州地方官，还委派他出使过外国，他到过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等地。马可·波罗还得到世祖允许，因私事外出旅行。
波罗家族三人在元朝宫廷供职十七年，时间长了，不免有思乡之情。同时感到世祖年事已高，如果不趁他健在时回去，也许得不到优待和沿途的照应，因而多次委婉呈辞，要求西归。世祖舍不得他们离去，劝告他们回去路途太艰辛，要冒生命的危险，对他们说，要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回去。
1286年，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即旭烈兀的继位人)的妻子卜鲁罕去世，临终留下遗嘱，要求她的族人继为王妃。阿鲁浑汗特派三个精明的廷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三人为专使，携带大批扈从到元室求婚。忽必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选出卜鲁罕族少女阔阔真为元室公主，准备远嫁阿鲁浑汗。这位少女年方十七，品貌超群，三位专使见了，无不称赞。随即准备行装和随从人员。在一次盛大的朝会中，专使和阔阔真一同向世祖辞行，仍由使者来的原道启程。骑马向前走了八个月，不意蒙古诸王互相攻伐，道路阻塞，只好中途折回。
这时，马可·波罗刚好从东南亚一带出使回来，向元世祖报告各国的情况和航行的经过。这个消息传到了三位专使的耳朵里，他们心想，波罗三人都是意大利人，熟悉航海，不如改行海道，请他们同行，就跟波罗家族商量。波罗三人当然求之不得，就合计好，由三位专使和阔阔真出面，奏请世祖批准。世祖面有难色，而陆路又不通，折回来已两年了，迟迟不能成行，只好答应。但要求波罗三人回意大利与家人团聚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返回中国。于是给了他们圣旨金牌两块，大批赏赐以及随行人员共六百余人的一切用品，还交给马可·波罗国书多封，带给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国王，预备了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有水手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人，带着两年吃用的粮食，于1291年趁冬季信风从福建泉州出发。
波罗家族受元世祖的重托，把阔阔真看作自己的子女，一路小心照料，公主也把他们当作亲人看待，十分融洽。旅途之中，海上风云多变，波涛汹涌，艰苦异常，历时两年半才到达波斯。上船时随从人员六百余人，加上水手共千余人。最后只剩下十八人，包括波罗家族三人，公主一人、专使一人、侍女一人和水手等人，其余或失事或病亡。
马可·波罗一行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汗已经去世，按当时蒙古传统的风俗，把阔阔真许配给他的儿子合赞汗。波罗三人在此休息了九个月。他们动身返回威尼斯时，公主至为留恋，赐以金牌四面，以表心意，因此，马可·波罗一行所过之地，受到热情款待，常派有马队二百余护卫。
波罗三人在途中得知忽必烈逝世的消息，很是悲痛，同时也打消了重返中国故地的打算。1295年他们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离家时才十七岁，回到家乡已四十三岁了，真是“少年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家人不让他们进屋，马可·波罗再三解释，人们还是将信将疑，直到他们剪开蒙古长袍边缝，取出藏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奇珍异宝，摆在桌上，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这才使亲朋、邻里相信马可·波罗三人的确是从中国游历归来，就请他们谈中国见闻。马可·波罗一说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总是爱用“百万”、“几十个百万”、“几百个百万”来形容，加上马可·波罗带回来的也是百万钱财，因此大家也就叫他“马可百万”，称他的家为“百万宅”。
1298年，也就是马可·波罗回故乡后第三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为了争夺外贸市场，发生战争。当时热那亚的舰队围攻威尼斯，马可·波罗这个“百万”富翁并不是守财奴，他慷慨解囊，把自己的财产捐献了出来，装备了一艘战舰，亲任舰长，奋勇抗战。但终因后援不继，受伤被俘，被投入热那亚监狱。
山于马可·波罗影响大、朋友多，热那亚人不敢对他怎么样。狱内外经常有人要马可·波罗讲述中国见闻。有一位难友鲁思蒂谦，是一个小说家，精通法文，劝他写书。马可·波罗欣然同意。于是，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蒂谦笔录，写成了一部“世界奇异书”——《马可·波罗游记》。
1299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邦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到了威尼斯，娶妻成家。夫人名叫多娜达，生了三个女儿，名叫芳蒂娜、贝蕾拉和莫蕾达。此后马可·波罗再也没有外出
远游了。他于1324年1月逝世，享年七十岁。
一般所谓游记多半是一些游览名山大川、鉴赏名胜古迹之作，而《马可·波罗游记》则与此不同，它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它主要是一部关于中国的旅行记，也述及马可·波罗一行往返中国途中经过的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中国的部分，无异是一部元初社会情况的生动写照。我国史书中没有记载或没有详细记载的史实，《游记》却有记载，因而是很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记述了马可·波罗等人来中国的沿途见闻;第二卷记载了元朝初年的社会情况、宫廷秘闻、北京、扬州、杭州等历史名城的繁荣景况。第三卷讲了中国东南邻邦的概况。第四卷介绍了蒙古诸汗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状况。
游记讲的我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见闻，中国巨大的商业城市，高度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超出西方当时的发展水平(十三世纪西欧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东方)，是许多西方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马可·波罗被看作骗子、狂人。意大利的学生，甚至英国的学生都用“这简直是马可·波罗”比作骗局。相传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亲友认为他生前撒下了弥天大谎，死后进不了天堂，劝他忏悔，否认他的游记，以拯救他的灵魂。马可·波罗坚决拒绝，并郑重声明，他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还以记述不到一半为憾。
经过七百年来时间的考验和世界各国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已经弄清楚了马可·波罗的记述有些是传闻失实，有些是记忆不准，但绝大部分真实可信，有据可考。比如：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章讲忽必烈赐予他父叔圣旨金牌，上有文字写道：“使者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上举马可·波罗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时，也两次提到这种金牌。在河北出土的成吉思汗圣旨牌和其他元朝圆牌，就规定持有者可在旅途中享用官马及其他多种特权，与马可·波罗描绘的一致。
再如：《游记》提到，行在(杭州)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这里商业兴盛，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三十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述都可在《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印证。在《梦梁录》卷七“杭州”中就说：“高庙于绍兴岁南渡，驻跸于此，遂称‘行在所’。”卷十六“鲞铺”中说：“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挢门及隐僻之处，俱有铺席买卖。”“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湖周围三十余里，自古迄今，号为绝景。”对照起来，基本相同。
从上述的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可以证明，马可·波罗并没有言过其实。的确，如他临终所说：“他在中国所见所闻，记述的还不到一半。”不说别的，就以我国的长城来说，是他从中亚进入我国境内以后途中可以见到的宏伟建筑，可是在《游记》中却只字未提。又如，我国盛产茶叶和我国人的饮茶习惯，马可·波罗曾旅经福建几个产茶区，也没有提及，足见马可·波罗是一个诚实的旅行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识之士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宗教谬说，坚信了他的记述，从而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无庸讳言，游记中也有些荒诞落后的记载，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马可·波罗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大地丰富了中世纪人们的地理知识。在1311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新的地理资料多取自《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是1375年的加泰隆地图，更是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从而打破了宗教谬论和“天园地方”说，成为中世纪最有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的地图，例如，1410年的博尔贾地图，1442、1448年的利乐杜斯地图，1459年的毛罗地图，1538年的默凯特地图，大都取材于《游记》。这是马可·波罗对地理学上的重大贡献。
《马可·波罗游记》对十五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诸如葡萄牙的亨利、达·伽马，意大利的哥伦布等许多航海家、旅行家读了《游记》以后，憧憬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文明富庶，纷纷东来寻访，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哥伦布图书馆中所藏哥伦布的遗物中，就有一部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在书旁作了许多批注，足见他研读之深。哥伦布曾在一次生命垂危时，对他的弟弟巴托米说过：“希望你能把这次航行继续下去，一定要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此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上的发现，从思想上来说，都多少受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影响。
马可·波罗是给西方介绍中国的第一人。他通过游记和口述身传，还把我国用煤、育蚕治丝、制盐、造币、使用纸币和印刷术的情况、宫殿桥梁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植树造林的成就和经验，我国做面条的方法甚至据说元朝宫廷作冰淇淋的秘方等等，向世界广为传播，尽管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但这部著作对中西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后，西方在科学上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马可·波罗实有不可磨灭的启蒙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