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吉

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Shrlpad Amrit Dange，1899—)印度共产党前主席，现任全印共产党总书记，全印工会大会主席。

丹吉1899年10月10日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西克县一个地主兼银行家的家庭，属于婆罗门高级种姓。其父从事银行证券交易事务。青年时代的丹吉受甘地思想影响，于1919年加入国大党。1919—1920年，在孟买一所大学读书，因参加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而被开除。1920年，丹吉担任国大党领袖V·巴特尔的私人秘书。1921年4月，他写了《甘地对列宁》一书，宣扬甘地主义，批驳认为不合作运动带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的观点。书中反对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把俄国十月革命说成是“武装暴乱”，赞赏甘地的非暴力学说，认为印度革命“应从纺车开始”，实行“印度教革命”。

二十年代初期，印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也传播开来。1920年10月17日，印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罗易在苏联塔什干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共产党组织。①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新闻通讯》和罗易创办的杂志《印度独立先锋》秘密地从国外运到印度。丹吉从中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信社会主义。1922—1923年，在共产国际及罗易的指导和影响下，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先后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坎普尔和拉合尔建立了五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中力量最强的是孟买小组，由丹吉领导。丹吉根据罗易的建议，在孟买创办了英文周刊《社会主义》。①该杂志是印度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有一定的影响。1922—1924年，丹吉任该杂志主编。共产国际及罗易曾对丹吉创办的这一杂志给予较高的评价，说该杂志的出现，标志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它是“正在形成中的革命领导的先驱”，并能指导运动“走向最终目标”。丹吉也因主编这份杂志成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有影响的人物。

192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扑灭刚刚兴起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了所谓“康普尔共产党阴谋案”。②丹吉在此案中被捕，判处4年监禁。据后来印度《潮流》杂志在1964年揭露，丹吉在监禁中曾几次写信给英国当局，申请释放，表示效忠英国政府。在丹吉1924年7月26日写给英国总督的信中说，孟买警察局长斯图尔特曾经暗示他，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为政府效劳，而今却有了这种机会。他写道：“我想，我现在仍然具有这种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倒是因为这次起诉而提高了。如蒙阁下认为我应当利用这种地位来为阁下的政府和这个国家效劳的话，我将乐意这样做，只要阁下能答应释放我而给予我这种机会。”丹吉在信中说：“我被判处四年的严格监禁，以便使我对英皇在印度的统治权的态度能有好的转变。我谨奉告阁下，这几年的徒刑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从未在我的著作或讲话中明确表示过不忠于英皇陛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这样做”。1924年9月，丹吉通过地方政府单独提出申请，请求赦免他的徒刑，并暗示愿意为英殖民当局效劳。

1927年5月，丹吉被提前释放，同年11月出席在康普尔举行的全印工会大会，当选为工会大会的副书记。1928年4—10月，孟买15万纺织工人大罢工，建立“红旗工会”。丹吉是这次罢工和成立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同年编辑《革命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报道印度国内和国际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情况，对推动正在高涨的印度工农运动起了积极作用。1929年3月初，孟买纺织工人第二次总罢工。英国殖民当局趁此机会大批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制造所谓“米拉特阴谋案”①。丹吉第二次被捕入狱，判处12年流放监禁，1935年5月提前获释。

1935年后，印共与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印共党员集体加入国大党。翌年，丹吉出席并主持在贡土尔举行的国大社会党(国大党左翼组织)会议。同年，当选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38年当选为印度纺织工会总书记，1938—1940年初，多次参加并组织工人罢工。1940年3月被捕，1943年2月获释。同年5月1—20日，出席在纳格普尔举行的第21届全印工会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5月23日—6月1日，出席印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入印共中央委员会②。1945年10月丹吉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的副主席，以后一直连任该职务。1946年，丹吉参加孟买省立法议会选举，当选为议员。1948年2月，出席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同年4月又被捕入狱。翌年5月，丹吉在狱中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在绝食斗争的声明上签字，受到印共中央的通报批评。印共政治局在1949年9月的一项决议中说，丹吉在孟买绝食斗争中表现出的“胆小怕死”，辜负党对他的信赖;并指出他应对绝食斗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1950年7月，丹吉获释。

1948年2月至1950年5月，以兰纳地夫为首的印共中央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兰纳地夫主张印度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并以城市为中心发动俄国式的武装起义。在兰纳地夫错误路线指导下，党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因此受到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强烈反对。丹吉参加了反对兰纳地夫路线的斗争。1950年4月，丹吉在狱中写了一篇专门批判兰纳地夫路线的长篇文章，题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印共政治局的错误的根源》。文章指责兰纳地夫为首的政治局犯了“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修正了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印度土地问题提纲，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等。

1950年5月，以拉奥为首的印共中央开始纠正兰纳地夫的错误路线，主张在印度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中国式的武装斗争道路，支持并在全国开展正在安德拉邦进行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①。拉奥路线还未来得及实行，就受到党内高士、丹吉等人的极力反对。1950年9月，丹吉与高士，卡特联名发表《论党内目前形势》一书，反对在印度实行特仑甘纳式的斗争道路，说这是“左”倾恐怖行动和冒险主义，强调“对大选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各城市和乡村中人民大众正盼望着选举，”“必须要求政府立即举行选举”等等。该书称拉奥的路线是“一条自满的宗派主义和盲动的冒险主义路线”。

1950年12月，印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高士任总书记，丹吉首次进入政治局。同月，他与高士、拉奥等一起赴莫斯科与苏共领导商议印共的纲领和策略。回国后，丹吉支持高士放弃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参加即将到来的印度大选的新方针。1952年印度举行第一次大选。丹吉积极参加联邦议会的竞选活动，竞选议员失败。1953年12月印共三大和1956年4月印共四大，丹吉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1957年印度第二次大选时，他当选为人民院议员，并担任印共议会党团领袖。1958年印共五大和1961年印共六大，丹吉担任印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委员。

丹吉在高士任印共总书记期间(1961—1962年)，在党内与约希等人结合在一起与孙达拉雅等人相对抗，在印度国内外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①1955年印共四大前夕丹吉发表的《关于国大党的国内外政策及我们对这些政策的态度的意见》和1961年他为印共六大起草(与约希·阿迪卡里联合)的党纲草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纲领。丹吉认为，印度的国家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印度已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印度仍面临着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政治独立，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根除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发展民族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民族民主阵线”，走“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完成这一目标将“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即“通过开展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通过在这样一种运动支持下争取得到稳定的多数，来克服反动势力的反抗，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关于外交政策，丹吉认为尼赫鲁已放弃了投靠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而采取了一种认真的中立的立场。“就整个说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五项原则的”。

1962年4月，印共总书记高士逝世。全国委员会选举丹吉为主席，南布里巴德为总书记。1962年10月，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后，丹吉发表了大量反华言论，攻击中国是“侵略者”。11月14日，丹吉写信给尼赫鲁说，“印度共产党保证无保留地支持您的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结政策”，“今天，在中国侵略所造成的这个严重危机的时刻，全国已经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在您的周围，以保卫它的荣誉、完整和主权”。1963年4月，丹吉发表一篇长达10万余字的文章，题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教条主义》，就中印边境事件问题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

1963年丹吉在国内公开号召实行阶级合作。在他的建议下于11月3日召开了劳资政三方会议，通过政府提出的“劳资休战”的决议。丹吉说：“在这历史关头，毫无保留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并不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不断向群众发出“停止工人罢工”的号召，把国防基金捐款，加班加点和星期日工作，取消罢工和怠工，提高生产率都说成是“工人阶级应当履行的义务”。

1964年初，印共党内斗争激化。3月7日，《潮流》杂志刊登了丹吉1924年在狱中致当时英国驻印总督的前述变节信件。丹吉信件发表后，在印共内引起强烈反响。以孙达拉雅和南布迪里巴德为首的32名中央委员联合发表谴责丹吉的声明，并决定将丹吉开除出党。于是孙达拉雅一派和丹吉一派于同年10月和12月各自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各自拟定了新的纲领。孙达拉雅一派后来将党的名称改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丹吉一派仍沿用“印度共产党”这一名称，丹吉继续担任印共主席。

丹吉在印共分裂后，鼓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苏联侵捷，称颂苏军占领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

1974年10月，丹吉75岁生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列宁勋章。此时，丹吉对印度政府继续推行合作政策。他称英·甘地是爱国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国大党看作是印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主要朋友。1977年英·甘地政府实行紧急状态，他们表示要在英·甘地领导下“捍卫和巩固印度的民族自由和主权，并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1978年1月印共十一大及以后，以印共总书记拉奥为首的印共多数派对丹吉的这种亲英·甘地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丹吉在党内受到孤立。1979年11月26日，丹吉正式辞去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务。1980年4月印共党内支持丹吉的一部分人组成“全印共产党”。1981年4月，印共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由于丹吉一贯无视和违反党的各项纪律，进行分裂和其他反党活动”，决定将他正式开除出印共。同年5月1日，丹吉正式加入“全印共产党”，任该党总书记。

丹吉的著作有：《文学与人民》(1943年)、《印度从原始公社到奴隶制的变迁》(1942年)、《中世纪马拉提文学注释》(1952年)、《论工会运动》(1952年)、《关于工会的若干问题》(1954)、《工会和殖民主义的灭亡》(1957年)、《工会和社会主义》(1962年)、《党和工会的若干问题》(196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