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强战士。

1857年7月5日，蔡特金诞生在德国萨克森邦埃尔茨山脚下的维德劳村。她的父亲是佃农出身的乡村教师。母亲出身于思想开明的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父母亲十分注意对蔡特金的培养教育，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女教师。在乡村小学里，蔡特金天资聪颖，思想活跃。她9岁已能阅读歌德、席勒的主要著作，11岁就知道莎士比亚、拜伦和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她最心爱的两本书是《瑞士解放斗争史》和《法国革命史》。这两部书描写的反抗剥削、要求民族解放的英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她的记忆中。

1871年底，蔡特金随父母迁居商业和文化城市莱比锡。蔡特金饶有兴趣地观看剧院的演出，浮士德和埃格蒙特、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堂·卡洛斯和威廉·退尔给她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1874年，蔡特金考入由女教育家奥古斯蒂·史密德领导的师范学校。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这时，她开始接触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德国工人运动。她不顾母亲和校长的警告，经常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公开集会和有组织的革命活动。1878年，她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蔡特金翱翔书圃，夙夜强学，同年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女教师考试。然而，她违背了父母的意愿，立志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献给工农劳苦大众，积极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1878年，德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蔡特金听闻这个消息，气愤得流出眼泪。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号召工人们拿起武器来。她忙于为这项法令的许多受害者募捐。这时，蔡特金结识了一位叫奥西勃的俄国革命流亡者，奥西勃一面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一面做细木工活。奥西勃热情帮助蔡特金，让她读《共产党宣言》。1881年，俾斯麦发动一个新攻势，莱比锡宣布“小戒严”。奥西勃被赶出德国。蔡特金送他到国境线。离情别绪时时系于蔡特金心怀。第二年，蔡特金也流亡到奥地利，后来又到瑞士苏黎世。积极参加秘密发行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

1882年11月蔡特金移居巴黎，与奥西勃结婚。他们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主要精力放在撰写稿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积极参加法国工人运动，结识了许多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如拉法格、盖得、鲍狄埃和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她的家成了马克思主义流亡者聚首的中心之一。她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政治和工人运动问题。在革命实践中，蔡特金努力学习理论，钻研《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为她以后的革命活动和领导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889年初，奥西勃逝世，蔡特金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失去了始终如一地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战友。照料两个孩子的重担落到蔡特金一人肩上，不过她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流泪和悲伤上，她忍着悲痛，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成立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柏林女工推选为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她登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讲台，发表了题为《为了妇女解放》的演说。这是蔡特金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国际妇女运动的开端。她在这次演说和后来的论文中，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指出妇女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国际工人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强调无产阶级妇女只有和同阶级的男人一起，协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妇女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她提出，男工和女工应该同工同酬，使资本家不能利用男女差别来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同工同酬不仅保护了女工，而且保护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她向与会代表们强烈呼吁：“那些在旗帜上写着解放全人类的人，不应当使人类的半数由于经济上的依赖而沦为政治和社会的奴隶。”“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妇女劳动的必要性。”

1890年，蔡特金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德国，倍倍尔介绍她到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工作。

1891年秋，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她担任妇女报纸《平等报》的编辑工作。通过《平等报》，她积极指导德国妇女运动，同工人运动内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不断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宣扬的“姊妹和谐”，“自由选择职业”等错误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她驳斥党内某些人宣扬的阶级调和，阐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进行阶级斗争，不是男女斗争，“妇女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剥削制度，使无产阶级实现政治上的专政。”恩格斯在逝世前夕曾以“好极了，克拉拉”的亲切话语，赞扬她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

妇女运动的发展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慌。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政府执行了所谓“联合会条例”，禁止妇女参加一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她庄严地宣告：无产阶级妇女“积极参加本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无论什么严刑峻法的迫害，或是小恩小惠的拉拢，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给妇女参加联合会和集会的一切权利!”在蔡特金的领导下，《平等报》成为德国和各国妇女战斗的喉舌，鼓舞着妇女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

1893年，第二国际在苏黎世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蔡特金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她无限敬佩的恩格斯。1907年，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斯图加特召开。会上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特金当选为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领导国际妇女运动。1910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上，根据蔡特金的建议，宣布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节日。

蔡特金在晚年担任共产国际妇女局书记，长期住在莫斯科。她多次见到列宁，同他一起讨论妇女和文艺问题。这期间，她主要研究和探讨妇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生活的巨大作用。受列宁的委托，她与布尔什维克女干部一起制定了国际妇女工作方针。

蔡特金在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献身的几十年里，不仅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妇女的思想，指明妇女解放的道路，而且十分重视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她指出，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解放的种子，是妇女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些方面，她的重要著作《德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端》、《女工和当代妇女问题》、《回忆列宁》、《论青年教育》等，迄今具有指导意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宝贵遗产。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泛滥，机会主义分子叫嚣“修正”马克思主义。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蔡特金根据暴力革命的理论，有力地批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阶级调和只能为地主、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欺骗宣传。在这次大会上，她认识了卢森堡。卢森堡在大会上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给修正主义分子以打击。她那革命的热情，钢铁般的意志，深深地影响着蔡特金。从此，这两位女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对待俄国1905年革命问题上，蔡特金站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边。她热烈歌颂俄国工人的斗争精神，号召德国工人支持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蔡特金创办的《平等报》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弗·梅林在蔡特金60诞辰时有过精湛的评价：“发行多年的《平等报》就是蔡特金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她在社会主义原则上达到最高造诣;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方面，当时就很少人能和蔡特金相比。”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蔡特金利用报刊揭露“国内和平”、“保卫祖国”口号的欺骗性，号召工人阶级在反战旗帜下进行选举斗争，要求党开展议会内外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了动员妇女参加反战斗争，蔡特金抱病组织1915年的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宣言批判“保卫祖国”口号，号召工人阶级要用政治行动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缺点是没有提出在一切工作中同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决裂，没有明确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所以，布尔什维克没有完全同意宣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当时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这次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蔡特金就是其中之一。她写了很多战斗性论文，回击考茨基之流对十月革命的诽谤。1917年11月16日，她在《莱比锡人民报》上欢呼：“彼得堡的革命及其胜利，是始终坚持并得到实现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策略方针的胜利。蔡特金多次写信给列宁，表示衷心拥护十月革命。列宁于1918年7月26日在回信中说：“我们大家都因为有您和梅林同志以及德国的其他‘斯巴达克派同志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而感到无比欣慰。这使我们确信，西欧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仍将不顾一切困难地支援我们。”①蔡特金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政党。1919年她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共产党，1920年被选入德国国会。

1932年8月30日新选出的德国国会开幕，按照惯例，必须由年龄最大的议员主持。蔡特金很自然就担任起这个任务。当时她已75岁，住在莫斯科。法西斯分子早就叫嚣，蔡特金胆敢来主持国会，就把她置于死地。可是蔡特金不怕威胁，不顾年老多病，在儿子陪伴下来到柏林，主持国会开幕式。会上她作了重要的讲话，勇敢地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号召妇女和劳动人民认清形势，将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底!

蔡特金作为一位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强的毅力走过了荆棘丛生、顽石遍布的峻岭深谷，向着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勇往直前。在巴黎，有一天无钱付房租，她一家露宿在街头，但她仍然到法国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可是她从不气馁，让别人读材料，自己写论文。就在临终前夕，她在病床上完成了重要的论文《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训》。蔡特金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