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毛泽东为何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受《三国演义》之深远影响，民间对诸葛亮奉若神灵，认为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军事天才，并纷纷为其最终的失败找来“不得其时”等借口。军事造诣颇深的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对诸葛亮的屯田、兵器革新、民族和戎等历史功绩是肯定的，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熟谙历史与军事的毛泽东分析事物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让人无法不佩服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力，总是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他曾多次指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严重过失，认为诸葛亮的最终之败怨不得天时，失败的根源在于其军事战略与实践的屡屡失误。

毛泽东先后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三大失误：

一是选错将帅。

1948年5月中旬，西柏坡。一天上午，李银桥正在花山村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收拾，从外边散步回来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李银桥的身后，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突然间，李银桥一个转身动作，双手急出抱住了毛泽东的双臂。毛泽东挣开双臂，笑道，“你这个卫士组长，我没有选错哩！”

李银桥说：“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

李银桥不解地问：“诸葛亮怎么错用关羽了？”毛泽东回答：“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棋呢！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李银桥点点头：“我只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害得诸葛亮用了空城计。”“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毛泽东回答。

荆州，《三国志》说“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由于诸葛亮用了骄傲且拒不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的关羽，才有了后来的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荆州失守，孙刘反目，蜀汉的局势便从此无可逆转。错用关羽守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连很少评说历史的小平同志也说“诸葛亮用人是讲手段的，但对关羽就非常迁就甚至不讲原则，助长了关羽的骄傲情绪，故后来铸成大错”。

用错马谡导致街亭之失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毛宗岗在评三国时所说的：“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撒，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邽、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总之，它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发生逆转，蜀军除了撤退之外，已别无他途。夸夸其谈的马谡失败的原因，毛宗岗对此也有比较恰当的评论：“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二是不懂关键时刻主帅应亲自临阵调度以策应战事。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要随时把握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克敌制胜。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郃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郃展开决战，战胜张郃。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后来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又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纵观毛泽东的这两个评价：司马懿的军事智慧在曹操与诸葛亮之上。

三是军事战略的失误。

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历来史家大都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赞誉有加，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很有卓见。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的这三大失误使蜀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历来认为他是伟大军事家的错误舆论在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三国演义》小说中，将诸葛亮演义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1953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尽管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但对其别的方面的才华很欣赏。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很欣赏诸葛亮在实践中革新。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认为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其执行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