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学家”的词
1945年12月10日，一个叫尉素秋的女士在《和平日报》上也发表了一首《沁园春》和词。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旗飘飘。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汉奸窃柄，浊浪滔滔。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风骚。
柳枝摇曳含妖，奈西风愁上沈郎腰。算才情纵似，相如辞赋，风标不类，屈子离骚。闯献遗徽，李岩身世，竹简早将姓氏雕。功与罪，任世人指点，暮暮朝朝。
词的上阕责难延安的共产党，说共产党趁日军的入侵以及在南京建立对日和平政权的汪兆铭一派的变节，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说毛泽东的词对帝王的评说是装腔作势。下阕“沈郎腰”一句，利用了一个典故：南朝梁的沈约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说自己身体非常衰弱，竟然出现了衣带渐宽的感觉。这里嘲笑柳亚子对毛泽东的钦佩如同落魄者充满风情的媚态。接着说柳亚子的才情虽与司马相如不相上下，但是就“风标”（同“风骚”、“风流”之意）来说，却缺乏屈原那种虽遭流放仍献忠诚于故国的气节。“闯献”是指结束了明朝性命的两大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与张献忠；李岩则是以举人身份投靠李自成幕下的读书人。郭沫若于明灭亡三百年纪念时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将李岩作为在李自成的起义中促成了农民革命之自觉的知识分子挖掘出来加以表彰，受到人们的关注（毛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年前在重庆的事情。而本词作者则认为李自成、毛泽东一样，都是“流寇”、“土匪”一类，李岩与柳亚子乃是投机的追随者。
这个叫尉素秋的女人好大的口气，她如此大言不惭，是什么来头？
她的确有一点来头。
尉素秋是江苏砀山人，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她在大陆的时候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毫无影响，直到她和国民党的一个高官跑到台湾之后，借她老公的光才混出了一点名气。她曾任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师范大学的专职或兼职教授。是台湾《笔汇》月刊、《文学》季刊、“凤凰树文学奖”的后台老板，她甚至被台湾推为“着名词学家”，2003年6月30日下午1时30分，尉素秋在台北市木栅寓所去世，终年96岁。
尉素秋的确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她老公早年却是共产党内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她写这样的词当然不是她自己的意愿，那是她老公的指使。
她老公的名字叫任卓宣。生于1895年，四川省南充县人，原名任君彰，字卓宣，笔名叶青，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在那个年代里他竟然和周恩来是齐名的。
这要从头说起。
1922年6月18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在这里举行一个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等。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后来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2年晚些时候，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团体的总部设在巴黎，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任卓宣当时就是这个总支的执行委员之一，后来周恩来担任了一段书记。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不再担任少共书记，这个时候接替周恩来领导职位的人就是任卓宣。1925年，任卓宣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当局逮捕，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俄国共产党，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
在莫斯科，任卓宣曾和张闻天、王明共事。
任卓宣担任书记的时候另有一套主张：来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系统学习理论，而是改造思想，经过短期训练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旅莫支部的工作注重开展“战斗生活”，即严格的组织生活，并反对“学院派”研究，即不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俄语。为此，还制定了一份包括许多条款的《训练工作指导纲要》，要求大家遵循。当时，张闻天在旅莫支部内担任党小组长，起初，他是执行支部决定的。但实施旅莫支部训练办法的结果，造成了党内生活的紧张和不正常。只三四个月的时间，旅莫支部的这一套就引起了广大党团员与学校领导的不满。大约在1926年5月间，党员大会对旅莫支部工作进行辩论。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旅莫支部的这一套影响学习和同志关系，因而成了“反旅莫支部的积极分子”。由于任卓宣不接受批评，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辩论会连续开了四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校长拉狄克做长篇讲话，严厉批评旅莫支部的做法，宣布解散了中共旅莫支部。任卓宣的官僚家长作风和对学生的种种限制，引起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能言善辩的王明与任卓宣辩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得到大家的拥护。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当时称学生公社）改选时，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任卓宣与陈独秀也有过一段交往。
据任卓宣自道：
陈先生办“新青年”时，我还在南充中学读书。看见我的国文老师看《新青年》杂志，我就到学校图书馆去借。我看了那个杂志内的一些文章，至今还能记一些的，是《我之爱国主义》中的勤俭等项目。因此，我可说是陈先生的读者。但那时影响我思想最深的是梁启超，不是陈先生。
后来我到法国勤工俭学，因为自己也勤工俭学，在工作中同情工人，参加一种讲社会主义的团体，曾读到陈先生办的《新青年》和《向导》周报。我写了一篇论巴黎公社的文章寄给《新青年》，他给我刊出了。及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我在巴黎响应，被捕下狱。因为是政治犯，尚可看书写文。我在狱中先后写了两篇报道巴黎华人响应五卅运动的文章，寄《向导》周报，一篇被题为“巴黎来信”，一篇被题“旅法华人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刊载出来了。1926年，我离开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回到上海，曾去拜访陈先生，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并不陌生。当时遇见张国焘及其他人，陈独秀对我说，应该留我在中央工作。但是广东区需人甚急。广东区包括广东、广西、香港及东南亚，需人主持宣传。他要我去，但觉得有些抱歉。陈独秀的话说得亲切。我不感觉是“家长”的样子，我答应去。
到了广州，才知道广东区委员会书记是他的儿子陈延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为人平实干练。我在广州住了约有一年的光景。一天看《民国日报》副刊上，有一篇谈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中有《新青年时代》那个小题，心里感到诧异！原来《新青年》在文学史上已经有划时代的贡献了。因此，觉得陈先生办这个杂志非常成功。我所以诧异，实在因我不研究文学，未注意于文学革命之故。
及抗战发生，我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当时武汉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我多在此地住，有时往江陵。这个时候，陈独秀先生也在武汉小住，我曾去看他一次。后来陈独秀定居于江津。我在重庆住，曾到江津去看他一次。他的生活也很普通。我同他谈话也不久，同时还有别的会他的人。我又要当天回重庆，所以会面后，知道他身体很好，便离开江津了。我回重庆后，同妻子尉素秋谈及陈先生的生活清苦。我们都是钦佩他的学问、事业及为人的，决定汇二百元去，以表敬意。哪晓得汇去之后不久，又退回了。他以为我比他穷，所以不收。我诚然是穷，但还办《时代思潮》，写文章，多少有点收入。后来我被中正大学聘去任教。
其实，任卓宣后来两次去见陈独秀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看望陈独秀，他是去劝降的，劝陈独秀像他一样做一个变节的人，投靠国民党。怎料，陈独秀虽然当时极不得意，但是却是一个极有骨气的人，虽然穷却不要任卓宣的嗟来之食。陈独秀说他穷其实是说他精神上“穷”，缺少骨气，他却不知。
任卓宣曾经是毛泽东的战友。
1926年任卓宣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党组织利用秋收时节，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以策应南昌起义，并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还指出，现在须组织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湘南特委接受省委指挥。1927年7月任卓宣接毛泽东的班，任湖南省委书记，10月兼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任卓宣在工作中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处死刑。枪毙之后任卓宣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去，被人救了一命，但是他很快再次被捕。可能第一次被捕被枪毙的时候吓着了，这次被捕他投降了。
1928年后，任卓宣脱离政界开始在成都、上海等地办刊物、开书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卓宣投靠了国民党，开始宣传反共。此后他一直做国民党的“理论家”，反对共产党。1938年任卓宣死心塌地地加入了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文章和着作，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批驳。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卓宣任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继续发表反共文章和演讲，主张内战。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争罪犯。后去台湾，继续从事反共宣传。曾任国民党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等职。
任卓宣早在1990年便已经作古。李敖曾经这样评价任卓宣：“常言道‘着作等身’，但和身体一边高的着作，只是多而已矣，未必又多又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叶青）就是‘着作等身’的一位，但是所写各书，本本是糟粕而已，纵等了半天身，又奈读者何？等而上之，国民党层峰极处，也颇多‘全集’、‘汇编’问世，究其内容，类多出自文学侍从之手，其去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又几希？”
这个任卓宣还做过一个令人发指的事情：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派人搜捕到。出身书香门第、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战友、曾经是湖南省委书记的任卓宣被何键请去问计，他竟然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
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带着毛岸英坐牢，坚贞不屈，同年11月14日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
可见，杨开慧的牺牲，任卓宣可以说是罪魁祸首。所以，毛泽东对这个任卓宣一定是恨之入骨的了，反之亦然。所以，1945年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任卓宣的鼓动下，任卓宣的妻子尉素秋写了她的那首后来奠定了她“着名词学家”基础的“妙词”，在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台湾文坛，她理所当然地戴上了她的“着名词学家”的“桂冠”。
有一天，台湾的一位着名散文家张晓风和尉素秋聊天，尉素秋叹息地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不知道任卓宣和尉素秋是带着满肚子的什么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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